周老和《爱因斯坦文集》及其他

许良英同志(一)：
         认识在我国科学界有崇高声望的前辈周培源先生将近40年了。最初的接触是为《科学通报》工作，以后则主要与爱因斯坦研究有关，特别是70年代周老对我们编译的多灾多难的书稿《爱因斯坦文集》的大力支持，令人终生难忘。 
        《科学通报》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初期用以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科学刊物。1953年4月科学院院务会议做出了《加强（科学通报）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加强并改组了《科学通报》编委会。新的编委会以竺可桢副院长为主任，聘请“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主要高等学校以及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为编委。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的周老就是编委之一。在编委会议上，有的人好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而周老和竺老则言简意贩，话语不多，很有分量，充分体现了严谨的科学家的本色。因此，周老和竺老一样，深为我们《科学通报》室全体同志所最仰。当时，我负责《科学通报》室工作，要定期向编委会汇报工作，并贯彻执行编委会的各项决议，虽然我大学时原是学物理的，本来很可以多向周老求教，但由于我当时迷信左倾教条，把公务（即所谓“革命工作”）以外的个人接触都视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行为，连一向所尊敬的大学时的老校长竺可桢副院长，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后也从未做过私人拜望，对周老自然也望而却步了。
这一届《科学通报》编委会存在不到1年。1954年2月，科学院模仿苏联科学院模式，成立了统一的学术领导机构"学术秘书处"，《科学通报》室归属学术秘书处，编委会就此结束了，见到周老的机会也由此大为减少。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病逝。周老1936 - 1937年间利用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满7年休假1年的机会去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研究相对论，参加爱因斯坦所主持的讨论班，与爱因斯坦有交谊，在获悉噩耗后，于4月21日给爱因斯坦家属发了唁电。电文如下: 
        "With profound regrets I learned of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Einstein stop I send you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in your sad bereavement。 
        同时，周老写了两篇悼念文章，一篇发表于4月21日的《人民日报》，题为《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2000字，一篇发表在5月出刊的《物理学报》上，题为《阿·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 7000字。在这两篇文章中，周老不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而且对他的政治表现也做了充分肯定的评价，称爱因斯坦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人类正义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他“不但在物理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也是一位拥护人权、反对战争、反抗迫害的英勇战上”；“他在科学事业上的不朽贡献，开物理学的新纪元；他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正义事业、反对战争、反抗统治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在“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年代，公开发表这样的论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人们记忆犹新， 1947年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等4人给爱因斯坦写公开信，指责他“实际上已成为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的支持者”；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谴责爱因斯坦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宇宙理论，“是为神学提供论证”。50年代初，苏联和民主德国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浪潮，我国出版物也不时出现给爱因斯坦戴上“反动”帽子的情况，如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反宗教的科学》一书（译自俄文）中，就称爱因斯坦为“反动分子”。周老凭着科学家的良心抵制了这股逆流，公开为爱因斯坦辩护，澄清了学术思想界的一些混乱。 
        爱因斯坦逝世时，我也有幸为《科学通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用的是笔名“林因”）。当时我听说周老珍藏有他1937年在爱因斯坦的书房为爱因斯坦拍的照片，就请《科学通报》一位编辑同志向周老借用底片，周老慷慨应允。爱因斯坦安详的全身像就刊在我那篇文章的开头，使文章大为增色，而周老自己的文章却没有用这张照片，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更使我感激不尽。1977年出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时，我们又向周老借来这张珍贵照片，刊在卷首。

许良英同志(二)：
        在1957年夏天的政治风暴中，我由于对“反右”运动想不通，公开反对，几天之内变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最后不得不回老家当农民，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老母亲。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有关同志的支持下，我于1962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 
        对文化进行“革命”的10年浩劫的一个组曲“清理阶级队伍”后期，大约是1969年12月，意外地来了一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青年同志，他带着“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从北京来到浙江东南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他说他是一年多前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这个学习班受到中央重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认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是当前理论批判的中心议题，应尽快写出批判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为此，他们亟需搜集有关爱因斯坦的资料，而我在“文革”前的全部译稿已被“上海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占用，他们无法看到，只好要我把废弃的草稿和有关爱因斯坦的资料卡片全部借给他们。在交谈中，他坦率地告诉我，周培源先生和其他知名物理学家对这次批判很冷淡，甚至抵制。我也坦率地告诉他:根据我对爱因斯坦的了解，无论在科学、哲学和政治上，他都是一个正面人物，如果你们要公开批判他，我要公开为他辩护。经过与上海“写作组”组长朱永嘉几个回合的交锋，并通过竺可桢副院长向周恩来总理申诉，我终于在1972年要回了全部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已被他们涂改得乱七八糟），进而挫败了他们公开盗印我的译稿的无耻行径。1973年夏秋，我们决定扩大篇幅，从一卷增至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原来是《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由商务印书馆发信给周老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附有全部选译目录）。周老和几位科学家都表示同意、支持，唯独一位国家科委干部持异议，说：《选集》只用于革命导师，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在此情况下，于光远同志建议我们把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为了加速《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进程， 1973年底我来到北京。翌年春，我和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同志到北大燕南园拜访周老，向他请教有关爱因斯坦和文集的一些重要问题。周老同我们畅谈了一个下午，涉及面很宽，包括他自己同爱因斯坦的个人交往，以及前几年对国内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抵制和斗争，情节非常生动感人。他的铿锵爽朗的语调和高亢洪亮的声音，更加增强了感染力，使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扼要地汇报了《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过程以及为译稿的出版问题与上海“革委会写作组”的斗争后，周老对我在农村所进行的这项工作表示赞许，对上海写作组的强盗行为表示愤慨。关于《爱因斯坦文集》的内容，他指示我应加译1937年爱因斯坦和L·英斐尔德(L. Infeld)、B·霍夫曼(B. Hoffmann)合写的论文《引力方程和运动问题》（发表于1938年）。 这篇论文证明：物体在引力场中的运动规律己包括在引力场方程内，无须对物体的运动另做短程线(测地线)的假定。这是广义相对论建立后最重大的理论进展。当初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时，假定物体在引力场中是沿着空时的短程线运动的，而1937年的运动理论，从引力场方程推导出物体的运动方程，也就是说，运动方程是引力场方程解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假设，由此更深一层地揭示了空时、物质、运动和引力之间的统一性。运动理论也解决了引力理论中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数学难题——多体问题。周老说，爱因斯坦和两个助于研究运动理论时，他也正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他们的这项研究完成后，周老问爱因斯坦：“你的理论中所用的坐标是属于哪一种空时的？”爱因斯坦没有回答。周老说，他从1931年起就开始思索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中的坐标的物理意义问题，未能解决。 
        周老怀着深切的情思回忆起1936~1939年同爱因斯坦相处的日子。爱因斯坦在他亲自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中，热情地鼓励我们青年人努力工作，真诚地提出意见，并且能够虚心地听取青年人对他的工作的意见。他谦虚、淳朴，对人和蔼可亲，生活非常俭朴。他在欧洲旅行时，经常坐三等车，而不坐头、二等车。周老说：“他同我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当时我政治觉悟不高，未能完全领会他的思想，对自己国家人民的苦难也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受。”周老这段带有自责性的谈话，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向周老介绍了爱因斯坦1922年11月和1923年1月两次路过上海在他的旅行日记上所反映的对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深挚的同情。我们都为爱因斯坦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叹服。最后，周老带着激情地讲了1968年开始的北京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一些情况。1969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召集一些知名科学家讨论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准备的《相对论批判》稿。中午休息时，周老得知陈伯达打算把这篇批判稿交《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立即找科学院负责人刘西尧，严肃指出“不宜把这样的文章拿到全国刊物上公开发表，否则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窜到北大，鼓吹批判相对论。周老坦率地告诉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广义相对论可以讨论，狭义相对论搞不动。”周老的这两次泼冷水，对当时的批判运动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那篇《相对论批判》稿始终未敢公开发表，而只能于1970年6月在一个内部刊物《相对论问题讨论》中刊出。周老告诉我，{相对论批判》稿中一个最耸人听闻的“论据”，即利用中苏边界上的珍宝岛事件来否定同时性的相对性，企图从政治上打倒相对论这个论据是科学院一个学物理的青年人的“创举”，说如果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究竟是谁开第一枪就无法客观地判断了。其用意很明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就是为“苏修”辩护的“卖国贼”。一个学物理的人竟会编造出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论据，对这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周老嗤之以鼻。

许良英同志(三)：
        几挫折腾，《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在1976年12月印出来了，印了25000册，当时只能作为“内部发行”，卷末有我写的一篇作为事务性交代的简短的《编译后记》，无法对爱因斯坦的工作和思想做一个客观的评价。1977年7月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改为公开发行，要我赶写一篇《前言》。 8月初我写出了《前言》，原来准备送请周老审阅，不巧周老已去黄山主持中国物理学会的一次盛大会议，而出版社一位对学术著作操有生杀之权的人认为我“美化了资产阶级”，扣发此稿。经我据理力争后，他们同意把此稿打印出来，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多数同志回信对此稿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坚持要把爱因斯坦扣上“渺小的哲学家”的帽子，甚至还有人警告我，“不要头脑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周老9月12日的回信，对《前言》稿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且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我讨论把“伟大”、“导师”等辞句“用到科学家身上是否恰当”。信中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开头说，对《前言》“总的印象是，它对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说明你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成绩。你们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受到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信的最后又说，“总之，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是一件大事。我祝贺你们工作的巨大胜利，并要向你们致敬。”我们在北京的几位编译工作的同志读了这封信，都为之雀跃。于是我们就商议，请周老为《爱因斯坦文集》写序，以代替我们原来的《前言》稿。在征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后，我们和一位编辑同志拜访周老，不巧周老不在家，几天后我通过电话，请求周老为《爱因斯坦文集》写序。周老欣然答应，要我先替他起个草稿，说这很简单，只要把我原来的那篇《前言》稿（15000宇）压缩成5000宇左右，并参考一下他自己1955年发表 在《物理学报》上悼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就行了。遵照周老的意见，我们草拟了一个初稿，于11月初寄给周老。周老花了很多功夫把它修改定稿，特别是后面加了很长一段周老自己1936~1937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时所得的印象，很是亲切感人。在 序言稿修改过程中，周老还特意向王竹溪先生征求意见。王先生给周老写了7页（4000宇）的长信。1977年12月18日周老把他的最后定稿，连同王竹溪先生的信一起寄给我们。 
        由于我们对爱因斯坦的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同商务印书馆某位编辑同志有分歧，他背着我们把周老的序言稿请一位不懂物理的同志修改。我发现后，即要回周老的原稿，把改动部分统统抹掉。想不到1月下旬《爱因斯坦文集序》的校样出来后，编辑部那位同志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他背着我去找了周老，要周老删掉序言中的两句话。一句是“他（指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另一句是林彪和“四人帮”前的定语“在中国梦想复辟封建法西斯统治”。他回来对我说：“周先生已同意删去这两句，请你无论如何委屈一下，不要再固执己见了。”我回答：“我要当面昕昕周老自己的意见。”当日（1978年1月23日）晚，我约了一位住在北大、准备同我们合作写一本《爱因斯坦和他的科学工作》的科大同志同去周老家。当我提出希望序言中恢复这两句话时，商务那位同志说：“这是我们编辑部同许良英同志的原则分歧。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因此不能称爱因斯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我反驳：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我列举一些论据，说明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确实有许多十分可贵的真知灼见，应该是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周老听了我们的争辩后，沉着而有风趣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这样，不但保留了原来的意思，反而升了一级，对爱因斯坦的历史地位做了更高的评价，这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于是我们就拍手叫绝。商务那位同志则无可奈何。随后，“封建法西斯”那一句也改回来了。这是一次挣脱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斗争的胜利，当时周老的坦荡磊落而又机智的谈话，使我终生难忘。那天晚上周老又兴高采烈地讲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一些重要情节，以及陈伯达和几个小喽罗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的不光彩的表演。 
        刊有周老写的序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本终于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全文发表了 周老这篇《序》。那天正是爱因斯坦诞生99周年，周老的发聋振聩的声音即时传遍全国。当晚，新华社以《中国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为题，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内外发布消息，介绍了周老序言的主要内容和论点，着重引述了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这句话。回顾"文化大革命"期间，爱因斯坦被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是一面必须被"打倒"的"黑旗"，周老的铿锵的正义之声，洗净了泼洒在爱因斯坦身上的污秽，使人耳目一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许良英同志(四)：
        1979年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又使我和周老有了多次接触。1977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罪行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我向科学院领导建议，为了恢复爱因斯坦的形象，两年后应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8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决定准备组织纪念活动。9 月中旬（我刚在此3个月前恢复公职回科学院工作）我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物理学会领导干部提出，纪念会场上的横幅应如何称呼爱因斯坦?我回答:应称“伟大的科学家”。那位同志心有余悸地说：“这不会犯政治错误吗?”我答曰：“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爱因斯坦的确是伟大的科学家，如果爱因斯坦不是伟大的科学家，历史上就没有伟大的科学家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两年后，在物理研究所开的这个会议中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在令人惊骇，由此，可见10年浩劫对人们的心灵造成多大的扭曲。会上决定，纪念大会上请周老作爱因斯坦生平及学术成就的报告，并请于光远同志讲话。两天后（9月21日）物理学会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5位正副主席的批准。 
        纪念活动由中国科协、物理学会和中国天文学会组织，从1979年2月20日开始，持续了3天。第一天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会上周老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主席（翌年当选为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做了题为《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长篇报告，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哲学思想、为人品德做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第二天，《人民日报》摘要（4500字，全文1000字）刊登了周老的报告。 
        周老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曾要我帮助草拟一个初稿。2月初我交了卷，一个星期后周老亲临我的住所(当时我们为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住在友谊宾馆)，同我讨论讲稿的修改问题。他对初稿基本满意，曾请王竹溪先生看过，他们对物理部分做了仔细的修改，语言改得朴素些，并加了不少物理内容，其余部分则改动不多。 
        周老非常谦虚，把修改的地方逐一向我解释，征求我的意见。4天后周老约我去他家，继续讨论讲稿的修改问题。我们又谈了两小时。第二天（也就是纪念大会前）上午于光远同志约我去三里河，我见到周老和光远同志都在为各自的讲稿的最后定稿紧张地工作着。当时周老己77高龄，为一篇讲稿竞花费这么多功夫，反复修改，这种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实在感人。周老在纪念爱因斯坦大会上的报告，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人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报告中所描述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有强烈正义感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报告还引述了爱因斯坦1949年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结尾的一段话“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报告接着指出“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残酷摧残之后，我们痛切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它……确实是一切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爱因斯坦和周老这些论点的见报，对当时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对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是一种启蒙。 
        纪念大会后半个月，周老又一次亲临我的住所。交给我他刚写好的准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稿《忆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要我提意见，并要我在当晚把修改意见告诉他。周老这篇文章特意选在3月14日爱因斯坦生日发表，全文7000附字。文章的回忆部分，与周老1955年4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悼念文章互为补充，都有重要史料价值。周老回忆，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来北京进清华学校的。这一年，正是天文学家对日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加上“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激励着我这样一个17岁的青年立志学习物理”。接着他叙述了早期相对论输入中国的情况。文章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讲了他1936年到普林斯顿同爱因斯坦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情况，着重探讨了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方程中坐标的意义问题。整篇文章亲切而有感染力，而且体现了作者秉承了爱因斯坦那种“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 
        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过后不久，美国物理学会联合会（AlP）负责人H. W·科克（H. W. Koch）来中国访问，送给周老一大卷爱因斯坦各个时期的大幅照片（可供展览用），周老即把这份珍贵的礼物转送给我。在这前后，周老又送给我一本由爱因斯坦的助手B.霍夫曼和秘书H·杜卡（H. Dukas）合写的《爱因斯坦传》（Albet Einstein，Creator and Rebel），对于我们研究爱因斯坦很有参考价值。

许良英同志(五)：
        80年代和周老的接触，大多也是同爱因斯坦有关。 
        1981年5月，科学院第4次学部大会(我作为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人员被邀请列席)期间，周老在数学物理学部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坐标的物理意义的报告，周老要我去听，并要我看他将在英国《当代物理学》（Contemporary Physics）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他给该刊物编者的信。 
        周老对爱因斯坦一向十分敬仰，但在坐标意义这个问题上，他不赞同爱因斯坦的见解。爱因斯坦于1921年明白地说过“在狭义相对论中己下了物理定义的ds（即测地线的距离'度规'一引用者）这个量，在广义相对论中仍然保持着它的意义。但坐标本身失去了它们的直接意义，它们退化为仅仅是没有物理意义的数，它们的唯一用途是标记空时中的点。因此，在广义相对论中坐标所起的作用，就像在曲面理论中的高斯坐标一样。”（《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54页）周老经过多年反复思索，认为广义相对论中的坐标也应该具有物理意义，认为广义相对论的空时同狭义相对论的空时一样，都是明可夫斯基空时。周老1980年夏访问美国时，曾同许多理论物理学家交换意见。正统的相对论者不愿意放弃弯曲空时概念，而较年轻的一代则认为空时的黎曼几何只是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一种表述语言。其中最突出的观点是S.温伯格（S. Weinberg）在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时所说的“有可能，弯曲空时是一个神话——一个使爱因斯坦得到广义相对论正确理论的想法，但现在可以不去理睬的思想包袱。”周老曾给我一份S.温伯格文章的复印件，并要我查找一下，爱因斯坦晚年是否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s.温伯格说爱因斯坦曾这样说过。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我没有发现爱因斯坦有过这种意思。那时我正忙于《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编写和统稿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钻研物理学的前沿问题。而周老不顾八旬高龄，仍孜孜不倦地在攻这一难题，并且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招研究生，带领青年人去攻关，这种不服老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在1981年学部大会期间，周老还曾同我谈论当前的教育制度问题。他对大学教育中一次考试定终身，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眼界、思想过于狭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都深感忧虑。他在北京大学担任过22年副校长和3年校长，惋惜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所培养的优良传统己留存不多。他很有风趣地说，外间人认为现在北大最出名的是三样东西:一是塔，二是湖（未名湖），三是图书馆，这就是“一塔湖图”(“一塌糊涂”的谐音)。周老对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期的教学思想和办校业绩大为赞赏，认为这是继承、发扬了蔡元培的思想，而以后主持教育工作的人都缺乏这种崇尚科学与民主的开明思想。为了把1968~1976年间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历史如实纪录下来，让后人作为借鉴， 1972年我指定一个物理学史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为《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有人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不是物理学史，周老和许多有胆识的同志则大力支持这项研究。周老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研究生屈儆诚的访问，详细告诉他这次荒唐的批判运动的许多重要情节。1983年7月论文完成后，我因想请周老主持答辩而同两个研究生一道拜访了周老。周老因几天后即要去北戴河疗养，已不可能亲临主持，但慨然答应作为一个答辩委员会成员写一份关于论文的书面评语。6天后周老寄来了评语，对论文做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论文思路清楚，基本上反映了‘文革'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实际情况”。那天谈话，周老又谈起他近年来研究广义相对论坐标问题的情况，并且回忆了他1957年开始参加几次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都很有历史价值。1985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委员会和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在杭州联合召开“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会前我和另一位共同主持会议的同志拜访周老，聆听周老对这个会议的指示，希望周老能亲临会场指导。周老那时从医院出来不久，身体较虚弱，不宜远行，不能去杭州参加我们的会议，但依然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论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科协下届领导人选问题。周老对人对事都本着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7年是我的恩师王淦昌先生80岁，我约3位浙大老同学一道编了一个祝寿文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请40多位对王先生有较深了解的友好、同事、学生撰文。我特意请周老为文集作序，周老欣然应允。周老对王先生的科学贡献和人品都评价很高，在序言中说"淦昌同志的成就虽然在我国当代的科学家中显得十分突出，但他从不以此自满自诩，始终谦逊质朴、坦率真诚、平易近人。他以科学为生命，尽管他曾长期承担领导责任，并当过副部长，但从不以此自认高人一等，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第一线，从不脱离实验室的工作。"这段话可以说也是周老自己精神境界的写照。虽然周老比王先生年长，职位更高，社会活动面也更为宽广，但作为科学家，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科学的求真精神，鄙夷那种以科学为敲门砖，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勾当。 
        现在欣逢周老90寿辰，90高龄犹能精力充沛地从事多方面工作，本是人间奇迹，在周老身上，学无止境，生命也好像是无限的。因此，我们有十足信心期待在21世纪初来共同热烈祝贺周老的百岁大寿，回顾100年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历程，展望新世纪的光明前景。

        注：本文作者许良英先生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是为祝贺周培源诞辰90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