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道同志：
用这个题目写文章，难免被讥为狂妄。论年事、论职级、论学问、论关系，我和周老都距离太远，绝对不能并列。我却还是要用这个题目，觉得在与我这样与他关系疏远的人交往之中，最能体现周老品格之高尚，待人之诚挚，处事之认真，风度之平易。
1951年，我刚进清华物理系，就听老同学“吹牛”说，中国跟爱因斯坦共过事、懂得广义相对论的，“唯周培源教授一人”。我对他立刻肃然起敬。那时，理科书籍少，我早早就买了周老的《理论力学》，尽管读来费劲，却自以为已是周老的弟子了。院系调整以后来到北大，周老去数学力学系，且行政事务繁忙，无缘做他嫡传弟子。
1954年，我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周老当时是北大教务长， 偶尔有机会向他汇报工作。第一次使我铭记在心的事发生在苏联莫斯科。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家访问苏联，周老是成员。那时我刚到莫斯科大学做研究生，尚未定导师，代表团人多翻译少，我临时去帮忙。一次我到周老房间，见高朋满座，都是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施汝为等等。我很拘束，周老却立即把我这个“小八喇子”介绍给大物理学家们。那时正是“反右”以后，他居然把我描绘成了这场斗争中的“英雄”，使我十分汗颜。事情不过是这样： 1955年，我还在北大团委负责理科教工团的工作，在那年的北京市团代会上我被选为新民主义青年团“三大”的代表。后来因故“三大”（那次大会恢复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延期，到1957年5月才召开。那时我已考上留苏研究生，离开了团的岗位，在复旦大学跟苏联专家学原子光谱。“三大”开会时，团委打电报要我回京出席大会，我还留恋业务不大愿意呢！后来北大一些学生就以此为由写大字报攻击团委不民主，说谁选了王义遒当“三大”代表。这就成了北大“右派进攻”头阵炮。其实我本人当时不在校，后来才看到，我实在不配当“英雄”，但周老对人的关心却深深铭记在心。
这次跟周老见面，我向他反映了我在莫大学习方向问题。我考莫斯科大学拟学“高分辨率原子光谱”。1956年，周老请来了刚从加拿大归国的丁渝教授，在北大物理系开创了波谱学（波谱学的名称是丁渝教授起的）方向。波谱学技术比高分辨率光谱在研究原子精细结构上有优势，我设想转学波谱学，莫大物理系当时没有这一方向，我打听到列宁格勒大学在开展这方面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周老一说，他马上表态，“这好办，我将会见苏联高教部官员，要向他们反映，把你转到列宁格勒去。”周老虽然这么说，我却并未完全当真，觉得他那么忙，未必能如愿以偿。我还在莫大另找出路，居然打听到有一位科学院的专家在莫大核物理研究所兼职，从事波谱学工作。于是，我找到了他，并承他慨然收为学生。一个多月以后，苏联高教部来了“命令”，要我转学到列宁格勒，我才真正感觉到，周老的一个允诺，是会扎扎实实地兑现的。
我1961年回国，被分配在无线电系工作，周老己是北大副校长了，我在基层很少和他交往。1965年3月，北大干部都在国际饭店开会，试图消除1964年“社教运动”的恶劣后果，实现大团结。一天，周老把我从会上叫出来和他一同回校，布置去陕西汉中建设分校事，他说起这件事来很兴奋，不仅是为了“备战”，而且要使汉中这个内地山区实现现代化。在他的感染下，我对建设汉中分校这个当时的机密任务，感到既神秘，又兴奋，好像真要去实现共产主义大业，消灭城乡差别，思想上几乎没有任何顾虑。几天后，我们一伙人就风尘仆仆跟着周老到了汉中。
我从未去过内地，初到汉中，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和《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屯兵时的情景差不多。想到要使这么落后的地方跨越2000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地现代化起来，兴奋不己。我们很快选定了建校地址，开始按我们的“现代化”蓝图设计建筑方案，工作进展异常迅速。我负责的无线电系进程第一，周老几次表扬了我们。在汉中这几天，周培源这位大科学家又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列车上，他再现了当年的豪气，而他的平易，近乎粗俗更使我惊异。阳平关一下火车，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吃面，桌上放一盘粗盐算是唯一调料，“红油”面加几条有点脏兮兮的肉丝、葱叶，无鲜味可言。我是勉强咽下一碗，他却大口吞食了两碗，似乎津津有味。选址时在褒城农校用餐，下饭的只是一片黑咸菜叶。他多少觉得有点委曲了我们，一天他说：“到河东店打牙祭去，我请客。”河东店是附近一个小镇，有几家饭馆，他请我们吃了饺子。说实话，这饺子是再粗俗无味不过的了，他还是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想，这就是中国的大教授！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抗战时走过的路，比现在苦多了。啊！中国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在磨难中千锤百炼出来的！
“文革”后， 1979年，汉中分校全部撤回，在海淀，我们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教研室地无一垅，房元一间。我从学蹬三轮开始，天天搬家，建设实验基地，工作辛苦，人员散失，心劳体乏。当时，科学院武汉分院要调我去武汉物理所工作，原武汉物理所的所长王天眷先生来京找到周老。天眷先生30年代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是周老的学生， 1960年从美国辗转归国时，周老曾给他接风。我虽热爱自己的专业，但多少也为那边工作条件好而动过心。周老向王先生一口回绝了，劝我最多去兼职。我考虑当时两边都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干好，谢绝了兼职。我又一次感谢他对我和对北大波谱事业的爱护之情。
此后，周老离开北大，我们很少见面。1986年，他来北大开会，见到我说：“你是教务长了，教务长工作很重要！”我知道，周老是院系调整后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他是干得很出色的。现在，我是他以后第5任教务长，他在鼓励我象他一样干好！后来，为了筹建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我找过他两次，征询他的意见。每次去时，他非常客气，且滔滔不绝地回忆往事，畅谈当前工作，非常兴奋。我真怕这不利于他的身体，所以不敢轻易去打扰他。
1993年11月24日晚，我回家已11点多了，家里告诉我， 盛森芝来电话说周老今天去世了。我头脑象五雷轰顶。不是说他最近身体恢复得很好了么？我正想找时间去看他，他却走了，我悔恨不已！为什么早不去看他？那夜，我久久不能人睡，他不是和我亲近的人，但却对我的一生有巨大的影响。也许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吧，我想。
注：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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