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老二三事

郑哲敏同志：
        还是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时候，就知道物理系有位大科学家周培源教授，我们这些工学院的同学对周先生的专长自然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教的物理系理论力学课是很难的。出于羡慕的原因，学生中流传着关于周先生的一些“佳话”，虽不全都真实，却也反映了周先生的学风与为人在同学中的广泛影响。
        1947年在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旁听物理系的一门课，参加一些科学馆里物理系组织的报告会，所以关于物理系的事情就知道得多了一些。1948年7月当得到奖学金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即将离校时，一天我鼓足勇气闯进周先生的办公室，出乎意料地发现周老非常平易近人。他仔细地昕取了我向他汇报去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打算和奖学金的情况后，送了我一本《应用数学杂志》（J. A. M.）上他刚发表不久的一篇文章的抽印本，最后还特意在一张纸上写下李整武和孙湘两个名字，告诉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后，要是遇上什么困难可以求教于他们。
        这次会面给我很深的印象，像周老那样著名的学者在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下，对像我这样一个20岁刚出头的外系助教，竟然如此亲切热心地给以指点和帮助，是我原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我知道，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热心培养和帮助青年人，正是周老非常突出的优点。几十年后，他当北大校长住在燕南园，师生们随时推门一进，就能得到他很好的接待。他的学术工作和社会工作那样繁忙，却仍保持着当年在清华园科学馆的那种作风，使人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

执着的追求：
        周老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和突出的成就。他在物理学及力学中的两大难题上，即广义相对论和流体中湍流的基本理论方面，坚持工作几十年，始终不渝。   早在40年代，周老就在揣流的基本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我没有在湍流方面做过工作，因而没有资格进行评论，但他送给我那份抽印本是我学习湍流理论第一篇启蒙的文章，至今仍感到这篇文章是湍流理论几十年以来虽经多次推动，却仍能保持其科学价值的少数文献之一。
        知难而上，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是周老治学精神的特点。历次出席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或参加其它流体力学会议，周老都是以湍流为题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每个报告都有新的进展。
        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周老学风又是十分严谨的，他从不为绕过某些数学上的困难而轻易地做假设。如果必须做假设，周老总是把这些假设建立在经过严密推敲的物理模型之上。周老的目标始终是探索湍流中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不是个别带有很强局限性的和经验性的简化公式。我以为他的文章之所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成为真正科学的东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即使在年事很高的时候，周老对湍流研究执著的追求仍丝毫不减当年。50~60年代他带出来的研究生都已经成材，成为活跃在湍流基础研究领域内的骨干力量。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以来，周老又培养出几位十分优秀的青年人，其中有的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名气了。这都是周老学术成就和学风凝聚而成的果实。
        在研究工作上，周老一向是亲自动手的。他亲自推导公式、亲自计算、亲自指导做实验，有时甚至亲自打印文稿。1989年为赶写给亚洲流体力学大会的文章，周老真的累坏们这些后辈们感到万分内疚。
        周老对湍流研究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这些年来我常有机会去周老家探望，向他汇报或请示工作。这种场合下，周老有时就手持他最新完成的论文，详细地向我讲解论文的要点，情绪略带激动，语言平淡而确切，屏弃了一切世俗的东西，把我带人科学的殿堂。

我国力学的奠基人：
        周老是公认的我国力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他深切地关心着我国力学教育、力学研究、力学规划、力学学会的建设、力学界的团结、力学界的国际活动。他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部分(即今日的北京大学力学系)的创办人。他是制订我国第一个力学规划的主要参加者，中国力学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直接领导过该院的力学研究所。
        早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老就冒着政治风险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重视基础研究。他的意见得到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并为此做了十分重要的指示，周总理还指示要周老亲自过问此事。以此为依据，我国力学界1971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制订力学学科规划的座谈会。
        虽然周老没有出席那次会议，而且事态的发展又不允许搞什么科学规划，但我国力学界，包括许多老一辈的力学家都参加这个座谈会。回忆当时的情况，像那时的天气一样，科学上的严冬并未过去，因此参加会议人们的忐忑心情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周总理的指示是那样明确，出于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少人是刚出了牛棚就钻进图书馆去做调研，他们在会上的许多发言是很重要的，实际上那次会议对我国力学界开展工作起了新的推动作用。特别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钱令希先生关于结构优化与计算力学的发言和李国豪先生关于桥梁结构力学的发言，会前会后还对力学各分支学科的国内外发展情况做了多方面的调查，形成了文字报告，提出了一些有待发展或开拓的新领域。以此为契机，久已停刊的《力学学报》以"力学情报"的形式悄悄地恢复了，力学学会的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特别突出的有关于断裂力学的介绍和专题会议。在这一时期，学会和刊物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周老、钱学森先生等的热心指导，他们像慈父一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哺育着饱受创伤的力学界，使其重新恢复生机。
        1977~1978年之际，决定要制订一个全国力学规划。然而当时力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其中主要的意见一是关于力学学科的性质，它究竟属于基础科学还是属于技术科学；二是要不要搞一个全国性的规划，还是只搞部门的规划。这些问题既牵涉到能不能制订一个统一的规划，也牵涉到力学学科的发展前途和力学界的团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老从一开始就主张制订一个包括基础和应用在内的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尽管他自己一向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他亲自带领我们登门造访各有关部门，细心昕取意见，进行耐心的说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制订了一个全国力学规划。这个规划被同时纳入国家的基础科学和应用工程科学发展的总规划。这个规划的制订集中了全国广大力学工作者的智慧，是继1956年全国规划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活动。虽然像以往一样，它没有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确实在指导我国力学发展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它对材料力学性质的研究和对湍流研究，对新兴学科如生物力学、地球构造动力学、计算结构力学等的建立，对物理力学的恢复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努力的果实，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周老所做的巨大努力。像往常一样，周老从不提他在会外的种种努力，因此许多事不为人们所知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正好描述了周老那种谦虚务实的精神。
        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老还亲自过问和领导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他为当时力学所存在的调整领导班子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带领数理学部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数次到力学所，和力学所许多同志谈话，昕取意见，解决力学所长期缺少业务领导的问题。

带领我们走向世界舞台：
        周老对中国力学学会工作的关心是始终一贯的。事无大小，只要力学学会有事去找他，他是从不拒绝的。改革开放以来，外事工作多了起来，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总要去麻烦周老。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具体细节问题，周老都耐心地、细致地帮助我们，有时甚至亲自为我们修改信件。
        周老有丰富的国际活动经验，在国际力学界有广泛影响，他是国际应用力学大会最早的理事之一。1956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第9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我有幸参加这个代表团，因而有机会体察和学习周老在这方面的优良作风和品德。在那次会议上，周老做了湍流方面的学术报告。会下他与力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专门设宴招待了像冯·卡门、G.I.泰勒等著名的学者。短短几天之内，他还与许多位留居国外的华裔学者接触，与他们谈心，介绍国内情况，还向有些华裔学者表示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途经莫斯科的时候，周老特意访问了苏联科学院，会见了苏联派往布鲁塞尔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周老参加国际会议绝不仅仅是宣读论文，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广交朋友，为使我国科技走向世界开辟道路。他创造条件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争取友谊。周老在外事活动上十分节俭，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他在国外活动时甚至轻易不肯坐出租车。有一次他在丹麦出席第16届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因为公共汽车运行时间不规律，赶到会场只差一分钟就开会了。这一天恰是周老担任主席。陪同他的工作人员急得出了一身汗，埋怨周老不肯要出租车，他却淡淡一笑说：“这不是很准时吗!”
        由苏黎世转机到布鲁塞尔还有一段小插曲。在飞机上我与一位美国乘客就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发生了争执，双方都带了点火气。事后，周老婉转地对我说，以后处理类似的问题应当更加讲求方式方法，不要火气太旺!
        周老在外事活动中总是那样不卑不亢，心平气和。他又是十分坚持原则的。1980年周老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多伦多举行的第15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这是在1956年后我们第一次重返这个组织。由于周老的声望，在这次会议上，他又重新成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和大会理事。时隔24年之久，我们和这个组织脱离了接触，会议出现了所谓两个中国的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周老态度十分明朗，坚决要求改正。为此，他和林同骥先生放弃中饭，在大会场上一连坐了6~7个小时，要求会议主持人接见。在周老的坚持下，这个问题终于在会上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周老一向很关心对年青人的培养，给他们创造各种发展的条件，而且他胸怀宽大，无门户之见。在各种外事工作中也是这样。早在50年代末，当北大数力系设宴欢送来华任教的苏联家时，周老就把力学所的几位副研究员也请了去。改革开放以来，来访的外国学者更多了，周老仍常常这样做，既促进了我国专家与外国专家间的接触，又促进了不同部门中我国专家的团结。周老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会的终身理事，又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委员会的委员。1976年学会刚刚恢复，周老即在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提出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这一力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争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他以80岁高龄，远渡重洋，数次带队参加会议，把中国学者一一推上国际舞台。同时在1983年亲自领导、组织了亚洲流体力学大会，这是在我国力学界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从此，我国力学界与国际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和人才成长。1988年周老提出并主动写信给大会委员会辞去委员职务，并推荐另一位我国学者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周老高瞻远瞩，以国家与事业为重，关心后辈成长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政治风浪里：
        周老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完成周恩来总理委托抓基础研究，是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的。记得有一天我在周老家，突然有人给周老打电话，像往常一样，周老亲自去接电话。这个电话很长，周老简单地做了些问答，接完电话他回到原来坐的沙发上，停了一会，然后淡淡地说上海要组织文章批判他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文章。沉默了一会他接着说：“我不怕，况且这文章也不只是我一人的观点。”然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别的上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强调基础研究有罪而且还可以给胡乱扣上各式各样的帽子，在那个发疯的时代里本来并不稀奇，但周老那种处之泰然的态度却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批判者的目标绝不单是冲着周老来的。我认为周老这种处之泰然的态度，不仅来自对自己所持正确观点的信念，而且还来自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坚定信心和深厚的感情。尽管当时"四人帮"之流还在台上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周老留给他们的却是不屑一顾的鄙视。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周老作为一个爱国、正直科学家无私无畏的品德。
        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中，当社会上许多同志还有各式各样的顾虑时，钱学森先生和周老等力学学会的领导便率先为一位著名科学家平了反。这又一次表现了周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
        周老是我国科技界的老前辈，可以说是我的老师的老师，相差好几代人。我有幸在他的关怀、培养和指导下工作，是极为难得的事。所记周老二三事不足反映周老高尚品德与优良作风之万一，青年同志如能从中有所裨益，那就是我的意外收获了。
       注：本文作者郑哲敏先生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所研究员，曾任力学所所长。本文系郑哲敏先生为祝贺周培源诞辰90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