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周”

陈耀松：
        1945年我在杭州高中毕业，才16岁，背着家里与同学共同乘船沿富春江逆流而上到达安徽屯溪（现黄山市）。一路上多次遭到国民党游击队的“光顾”，下船时己一无所有了，只得在当地考了一所地方学校——安徽学院。假期回杭州，从有幸进入浙大学习的同学口中得知“相对论非常难”，“中国只有一个人懂，他姓周”。 1948年，我考取清华土木系来到清华。由于自己爱好数理，常到数学和物理系听课。到物理系听的就是周老的理论力学。周老的英文非常好，中文毛笔字和板书也是一流的，只是专业中文名词由于一时记不得就指着黑板“这个，这个，……”没个完，这点我印象特别深。但周老的严谨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对我这个工学院学生来说感受特深。记得周老曾讲过的一例是如何区分在重力作用下一质点绕圆运动的三个情况。对于质点能量为临界值时要单算的情况是我始所未料到的。特别是由极限到一般情况的分析方法更是我未掌握的。由此学到的这样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成为以后我讲授“理论力学”课时的准则，更深一层地，成为我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1952年院系调整，我被周老指名调来北大（我原系工学院研究生）与蔡树棠一起成为“相对论周”的学生。我的基础差，他从不嫌弃，可惜仅只一年，我就毕业工作了。当时北大数学力学系内成立力学教研究室，他是主任，我是秘书。我的具体任务是帮助周老建设力学专业。在此期间我们就经常产生矛盾，其中最大的矛盾是在建设风洞的问题上。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对建设大型实验设备有点“怕”，而我是“初生牛犊”（记得当年我送我的同学上火车，见到唐敖庆教授，他问起北大理论力学谁教，我说是我。他重复问了三次，看了我一张“娃娃脸”他根本不相信我能教理论力学。）没有一个怕字，从来未想过“万一完不成”怎么办。就因为这一点，我们常“吵架”。建低速风洞“争”得他同意后，他便自己去请刘仙洲教授（注：原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机械专家，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帮忙解决动力部分。1958年大跃进时，他还自己去参加风洞洞体的打磨（当时他已56岁了）。面对建高速风洞，他坚决不同意，记得我当场就哭了。 
        大家都知道周老平生有一个最好的学生，那就是林家翘。可都不知道有个最“坏”的学生，叫陈耀松。他对我的终身评价是8个字。其中4个字是“胆大妄为”。不论怎么说，他是爱护我的。他常常怕我“闯祸”，他时时惦记着我，设法保护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切使我和我全家终身难忘。 
        说实在的，周老一家都对我格外好，我的爱人马瑜还一再提到师母对我们的关心。我本是无教养的一个凡夫俗子，但他们一家，特别是师母，平易近人，对我和马瑜“刮目”相待，亲如一家。1993年，在出国前，我与马瑜同去探望周老与师母，二老虽都高龄，但都十分健旺，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上机前，周老突然离去。周老坚持开创的“理论研究”目前正逢太平盛世，得到重视，正在蓬勃开展。可惜的是，他却就此离去了。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以来，我国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速度惊人。周老一再坚持发展基础理论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此刻，我总在想，为实现周老的理想我们该做些什么？周老故去了，我们该继承些什么？我想只有一点：在困难时刻，能否坚持真理。
        注：本文为纪念周培源逝世一周年而作，作者系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