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科学为着教育为着和平

孙小礼同志：
        在祝贺周老90诞辰的时候，不由得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在我的心目里，周老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前辈，更是一位极其正直、负责、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和前途着想的领导人，还是一位热心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在这篇短文里，让我从清华大学科学馆的往事谈起。科学馆是清华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所在地。1950年，那时我是数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一天，我在科学馆二楼拐角的布告牌上，看到一份理论力学学习题的解题指南。高班的同学许孔时向我介绍说：周培源是爱因斯坦的学生，现在是物理系的教授，他开的理论力学课是最高水平的，首屈一指。周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经过多年积累，收集了力学中各种各样的难题，有时就以这些题目作为习题。有的同学不敢选周先生的课，怕做不出题，考不及格，拿不到学分。我听了这番话，对周培源先生的景仰心情油然而起，并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选周先生的理论力学课。按照那时的教学计划，理论力学课安排到了三年级。而1952年夏，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整，清华大学理科各系都并入北京大学，我也随之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这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的办法已被取消了。我为自己没有机会选修周先生的课而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使我高兴的是，周培源先生也被调整到北大任数学力学系的教授了。 
        1953年我毕业后留在北大工作，虽然同周先生没有业务上的直接联系，接触交往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毕竟长时期在同一个学校里，还曾经同在一个系，有一段时间同在一个党支部，终于使我有机会在比较广阔的领域里得到过周培源先生的许多宝贵教诲。 
        大约在1962年，北大从青年教师中选拔一批人作为重点师资培养。我被选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重点师资，因而还需要确定一位老教授做导师。为此我找周培源先生商量，他建议我还是找王竹溪先生做导师，他说王先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造诣很深，理论上很有见解。事实上王先生本来就是我在从事数学物理方法的教学和研究时的导师了。我欣然采纳了周培源先生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很中肯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应该扎根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下功夫。 
        1963年春，我正在搜集著名科学家论述哲学问题的资料，想找周培源先生给我介绍一些情况。当时他正在阜外医院住院，我就到医院去看他。一走进病房，看到周先生正在专心地写东西，桌子上、床上都放着稿纸，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算草。他说他在做湍流问题的研究。见此情景，真使我感动和敬佩。我说明来意后，周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向我谈起他自1957年起参加了四次帕格沃什会议——国际科学家讨论和平问题的会议——的情况，并要我看看这个会议的刊物——《原子科学家公报》。后来周先生约我到他家去，把一大堆原子科学家公报交给了我，从中我看到不少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撰文著书呼吁和平，当然他们也谈哲学问题、科学问题和其它种种社会问题。经周先生的点拨，使我开拓出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使我想到科学家根据自己对科学的理解，防止把科学用于战争和破坏，促进科学用于和平建设，造福于人类社会，这应是科学工作者的天职。正因为这一想法此后长时期巡回在我脑际，所以1987年当我设计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丛书的书目时，就毫不犹豫地写上了《科学与和平》这一选题，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增进我国科学作者的和平意识，肩负起在核时代捍卫和平的社会责任。 
        记得我曾向周培源先生请教过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我说在哲学上是这样论证的：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么就要回答宇宙之外是什么，难道是非物质的吗?因此宇宙是无限的。他说：自然科学不能停留在这样的看法上，要对宇宙做具体研究，要回答为什么出现了实际存在着的各种宇宙现象，要对已经观察到的事实做出理论上的解释。这就需要建立模型，有了模型才能进行推导、计算，对问题做出具体的说明。爱因斯坦提出过有限而无边界的宇宙模型，以后还有别的模型，都是为了进行具体的宇宙学研究。周先生还向我谈到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发展，特别是有关新理论与旧理论的关系问题。他说，新理论不但要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自然现象，还要说明旧理论不能说明的现象，而且还要预言现在还没有观察到的新现象，具备这样3个条件的新理论才有意义。这些朴实而又深刻的见解是周先生从自己长期科研实践中做出的理论概括，对我实有极大的启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后这些见解都转化为我所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的实际内容了。 
        1969年北京大学的2000名教职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我也在内。1970年5月我因母亲病故返京奔丧，在北大校园里听物理系的同志说，周老正在找我。我随即去看望周老，他告诉我，陈伯达4月初专程来到北大，要发动一个全面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提出重新审查过去的一切理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要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还说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让中小学生也来参加批判，因为中小学生思想活跃、眼光敏锐，专业科学工作者要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等等。 
        其实，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支持下，早于1968年和1969年就已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上海两处组织起写作班子，写出了批判文章，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扣上了“唯心主义的相对主”、“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等帽子。北大师生一直没有卷入这一批判，周老更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1969年，当他得知陈伯达要把一篇《相对论批判》文稿交给《红旗》杂志发表时，他立即找当时的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这种批判文章在《红旗》这样的全国性刊物上公开发表，将会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及时阻止了这一行动。 
        1970年春天的形势与前不同，陈伯达亲自到北大来点火， 直接点了周老的名，逼迫周老写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指派一名军代表负责，准备按照陈伯达的指示把批判相对论的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即将出版刊物，并向周老索稿。周老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政治上、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我从他对我的谈话中看出，他不但毫不屈从于这种压力，而且正在冷静沉着地谋求对付这种压力的办法。他非常明确地认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理论，有牢固的实验基础，广义相对论也有实验的验证，都是不能轻易被抛弃的。他同我商量说，只能批判爱因斯坦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因为爱因斯坦曾受到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其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经过一番紧张的努力，以北大一个集体笔名的名义，写成了一篇题为《批判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文章。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当时只能落得个“明批实保”的罪名。 
        1972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本人因搞阴谋而成为被批判和审查的对象。于是，北京的批判相对论的运动也因失去了后台而告终。尽管在姚文元的支持下，在上海还在延续着相对论的批判，但也没有那种“群众运动”的声势了。我们觉得松了口气，能够摆脱这个批判难题了。
然而周老仍然在研究和思考着由批判相对论而引起的种种思想混乱问题。他认真执著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秉着自己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和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总想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重要问题。例如，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与科学实践的关系、相对性原理与相对主义的区别等等。1971年4月，周老写信到鲤鱼洲告诉了我他的一些想法。他想说明：科学家的成就主要来自科学实践，不能把科学家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看成起决定性指导作用的的东西。以牛顿为例，牛顿信奉上帝，如果是以上帝主宰世界的思想指导他在力学上的发现，那么为什么千千万万宗教徒都不能够发现力学运动规律呢？牛顿是依据前人的和他自己的科学实践才总结出动力学规律的。牛顿的唯心主义思想则是使他荒谬地以为他的发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把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归结为“神的第一推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来自科学实践，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不能把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原理，说成是在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再据以推论科学原理也是错误的。 
        周老曾写成一篇文稿，讨论哲学中的“绝对”与“相对”概念与物理学中的“绝对”与“相对”概念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他指出，虽然牛顿对于在空时中有一个独立于物质的标准参考系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标准参考系本身对于讨论加速运动是重要的概念，不仅牛顿力学而且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都需要标准参考系这一概念。他进而说明，狭义相对论的四度空时，对牛顿力学中的空时分离是一个突破，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牛顿的标尺与时钟不因运动状态而改变的“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论从没有引力场的狭义相对论的平直四度空时推广到有引力场的黎曼四度空时，又是一个跃进。他还论证说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广义相对性原理都是相对真理。周老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渝地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讨论的态度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1972年春，我结束了劳动生活，分配到学校教改组工作。周老曾找我帮助他处理一些信件。有许多信是下乡知识青年寄给他的，有的青年自以为发明设计出了永动机，有的青年自以为构思出了新的物理理论。周老叹息道：这些青年人没有机会学习科学理论知识，他们不知道热力学理论已经证明这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知道建立科学理论必须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科学上的无知使他们走入歧途。
那时，周老对文革中的许多所谓“改革”，诸如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室，以劳动代替实验课，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以致削弱甚至取消理论教学和研究等等，是非常不满和非常焦虑的。 
        有一天周老告诉我，他正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一篇论述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的关系讲清楚。我说以前有过自然科学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的提法，他对此很感兴趣，专门找我讨论这一问题，还要我查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此有关的论述。出于慎重，他在文章中没有引用这一概念，而是运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说明：有的学科是从生产斗争中直接产生、发展的；有一些重大发现和学科则主要来自科学实验，或由于科学内部矛盾的逻辑发展。他指出要充分认识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批评了当时的许多错误作法。在“四人帮”横行霸道、倒行逆施的年代，周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他说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悍卫了科学真理，也表达了我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的心声。"四人帮"曾竭力阻挠发表这篇文章而未得逞，遂不得已在《光明日报》推迟发表，紧接着又组织无理的围攻。这些恶劣作法更加衬托出这篇文章的正义和光辉。周老也更加赢得了广大知识界，特别是教育界、科学界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四人帮”打倒以后，周老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兼职尤其多。他不但要潜心于科学研究，还要操劳各种工作，经常出现在各种会议的主席台上。1985年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成立，周老担任会长，又重新率团到巴西去参加帕格沃什会议。我看到周老在各种场合都是那么情绪高昂和精神振奋，真为他高兴，同时也使自己得到感染和力量。 
        1989年，我听说周老因患严重的心脏病而住院，待他病情缓解后，我去医院探望。周老一见我就说：“这次我是因为湍流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太高兴了，才发作心脏病的。”接着他向我详细叙述了国际上湍流研究的几个阶段和他自己的研究经过，以及最近他的博士研究生所做的工作、所用的方法和结果等等。他兴奋地一口气谈了许多，直到护士发出警告，才终止了这次谈话，最后他又补充说像湍流这样的研究，年轻人在国内也是能够做出好成绩的。 
        1991年秋，周老又住院了。我去医院看望他时，知道病情很轻，他的精神很好，于是我拿出《科学与和平》一书的目录和序言，请他审阅。他立即仔细看了一遍，表示满意，并提出几处需要修改的建议，还介绍我到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办公室找曹小冰秘书长，看看她那里是否有关于帕格沃什会议的材料，可以补充到这本书里去。我真感激周老的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由于编者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共同努力，在9月中旬赶印出来了，正好作为向1991年度在北京召开的第41届帕格沃什会议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一份献札。 
        从我认识周老的第一天起，到现在周老进入90高龄，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他始终在一刻不停地思索着、探讨着，倾尽心血地工作着、奋斗着，为着科学、为着教育、为着世界和平、为着下一代人! 
        注：本文作者孙小礼同志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孙小礼教授为祝贺周培源诞辰90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