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同志：
今年是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我们敬爱的周培源教授100周年诞辰纪念。
1929年，年仅27岁时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算起，到他 1993年去世，周培源教授在大学的教学岗位上一共工作了64个年头。在这60多年中，无论是他在作一名普通教授时，还是他在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时，他始终没有脱离教育第一线。1989年他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院，年近90而身患绝症，可是他还一丝不苟地对一篇博士论文的公式逐个校核。周培源教授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教育事业。用他的话说：“我的心是紧紧与大学相联系的。”周培源教授不仅是一位教育工作的实践者，同时是一位教育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由于他是因为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他教学与研究的领域，不仅成就卓著，业绩斐然，为我国教育界树立了一面旗帜，他的教育实践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体现了他对捍卫教育规律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他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教育办学的根本问题无非是教什么，谁来教，如何教，这三面的问题。本文就是从这三方面总结周培源教育思想的一个初步尝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教育是什么？《辞海》说：“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一种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现代汉语词典》说：“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这种定义都没有点明教什么的问题。教育不是一般地传授给学生以知识，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要在学校里教给学生什么知识，这是教育思想上头等重要的问题。
我国古语说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思是说，给学生鱼，不如教给他捕鱼的办法。这个思想同现今人们对教育的共同认识是相合的，即教育是集中地，有计划地给受教育者以后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教育是和职业培训、在岗培训、以及形形色色的短训班是有区别的。.
然而，我国教育界在多年极“左”的影响下，却总是偏离以上的教育思想。一阵号召“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阵又号召学生“真刀真枪摘设计”。还时不时提出什么“把实验室车间化”“把学校工厂化、农场化”的极左口号。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极左的教育思想已经发展到极端，以至发展到取消理科、取消教育的荒唐地步。
周培源教授，在教学中从来总是把本学科中最重要的内容教给学生。据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学生林家翘学生回忆：“1938年出版的希德尼·戈德斯坦的《Modern Developments in Fluid Dynamics》的确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时昆明居然有一部(两册)， 周先生就将此书交给我读，并保存，有空隙警报时，也由我随身带到防空洞。”[1]
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是周老的一贯主张。他本人的大半精力是致力于与基础理论研究的，他在教学中也总是谆谆教导学生把基本规律掌握透彻。他说：“只有掌握好自然规律，即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才能提出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掌握好自然规律的具体要求实：能够正确理解和解释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并探索新的自然规律。”
由于理论扎实，他教给学生的是“渔”，所以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做出卓越贡献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的，有的学生及时转向工程技术，也得益于雄厚的基础，其中不少有重要的发明创造。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姚文元的大块文章，批判知识分子的所谓“三脱离”，造成了理科在社会上臭不可闻，“理科无用”流毒全国。在这种压力下，简直是谈“理”色变。1972年10月6号他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阐明了理科对国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还批判了“以理代工”和“理向工靠”的错误观念。他在教育部举行的理科座谈会上发言说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微积分，“当时并不是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后的今天，生产中无处不在利用。”另一个是“由于有了20～30年代核物理的研究，才有40～50年代核工程的应用。”他是捍卫理科的一面旗帜。
在周培源担任北京大学的领导工作期间，他不但抵制“实验室车间化”的荒唐主张、批驳“理科无用”的荒谬流毒，在文化革命刚结束，他又果断地撤销了北大制药厂。然而他却集中学校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以王选为首的激光照排印刷革新的研究。他为这项任务争来任务，联系来经费，调集来研究人员，并为他们的初步成果向上级、社会和国外介绍。他认为“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与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3]他所反对的是因循守旧和把学校混同于一般的工厂农场，他所支持的是独创和革新。
把科学技术最基本的规律教给学生，把一门学科中最新的成就传授给学生，同时要求学生能够牢牢掌握，举一反三，并且把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传授给学生。一句话，授学生以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学之“渔”，这就是周培源教育思想的主体。.
在打倒“四人帮”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一定的廓清，当时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一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在教育界普遍泛滥，我们今天重温周培源教授的这些思想，还是有十分贴切的现实意义的。
教师是学校的主体：
1981年4月，周培源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访美有感》的文章，文章在我们第一次喊出了“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周培源的文章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周培源说：“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与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绝对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3]他还说：“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严选良师的办法和传统，必须有选拔人才的条件。否则，人才就会在死水一部中被埋没掉。”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另一种景象。教师不仅不能成为学校的真正主人，教师的意见得不到尊重，许多教师还要时不时挨整。在学校里还要时不时批判“师道尊严”。派“胸无点墨”的工人和军队进校“掺沙子”，甚至让学生管教师搞所谓的“上、管、改”。对于这种情况，周培源、教授说：“在我们的学校中‘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它受害最深，知识分子被践踏到‘八类’之下，科学、文化被打到九层地狱之中，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过多次失误。例如，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 1958年大跃进， 学校也搞得很‘欢’； 1959年的反右倾，把矛头对着学校中的‘党内专家’，并把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打下去；1964年的‘社教’还把‘左’倾当‘右’倾去批。接着才来了十年浩劫。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受其苦，但同时又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倾错误的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似乎一谈今日，一切都对；待过了些时又要重新估价。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3]
周培源所提出的学校要有严选良师的条件，在我国的许多年是不具备的。严选来良师，首先要使教师成为人们羡慕的事业，在教师和知识分子经常挨整的条件下，优秀的人才都恨不得离校他去。其次，要有适当的淘汰制。而这些条件，许多年里，在中国都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周培源说：“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本来周培源这些由衷之言，如果能够重视起来，逐步改进是可以很快改变面貌的。遗憾的是，一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却误解了周培源的良苦用意，认为周培源是要向党夺权，在许多会议上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他们问：“说教师是主体，党的领导那里去了？”
随着我们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行，人才的重要性愈来愈显示出来。在人们争夺优秀人才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体会出周培源教授这些看法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在任何教授学生的问题上，教育的先贤们又许多精辟的论述。孔子说：“因材施教”，爱因斯坦说：“教师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受教育者对于所学的东西感到兴趣。”
周培源从开始任教授，在教学上就是贯彻这些原则的。据他的学生钱伟长回忆：“周培源教授是当年最年轻的教授，他主讲理论力学，还担任高年级的相对论、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理论物理的课程。在讲课中鼓励学生随时提问，甚至展开热烈讨论。我记得在讲滑轮是，曾展开猴子爬滑轮问题的辩论，一连两堂没有讲课只是展开讨论。这样用一个普通的有趣的问题，使每一个学生深入了解动力学和静力学的本质差别，从而缩短了其他章节的讲解时间，这种讲课方法，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使同学们感受到这种讲授过程贯彻了民主精神，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同学们普遍认为这样启发引导同学主动钻研问题是好得。”[4]
周培源的另一位学生，著名物理学家胡宁回忆周培源在西南联大的教学说：“当时清华和联大的教学，主要用启发方式，在课堂上讲的并不多，但重视培养学生阅读和钻研参考书的习惯（可惜现在很多大学都不这样做）。从参考书中我们可以把学到有关学科的最新成就和细节，这是课堂上无法讲授的。周先生在流体力学讲课中，还进一步把我们引到书上没有写进的这门学科的最前沿并提出还没有解决的湍流中动力学粘滞力的重要问题，希望我们将来努力解决。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尚没有解决的具体的物理问题，感到非常兴奋，课下时常讨论这个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胡宁先生还风趣地说：“那时周先生的教学是帮助学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每个人的能力跑。而现在的教学是让学生列队走，就像‘十一’受检阅的部队那样，大家齐步过天安门。”
周培源在《访美有感》中，谈到培养人才时说：“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必须按照受教育者的特点去培养，做到‘人尽其才’、‘因材施教’。一所好的大学，就是要使这两方面得到统一。”同时，周培源批评了当时那种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和培养办法，并且介绍了美国大学中自由选系、选课的教学制度。他还建议打破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主观主义的“计划”。周培源所说要打破计划，实际上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要使人才培养走向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他的这些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在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上，以上所探索的周培源所坚持的教育思想，也许并不是他的创造。不过这些教育思想却是人类教育发展所积累的精华所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教育不断为各种错误思想所干扰和左右的情况下，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和原则，不仅被认为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而且还有时被批判为反动的。周培源教授，尽管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他仍从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良知出发，敢于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和身体力行和捍卫这些原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他在教育上所以能够取得那样辉煌的业绩，培养了我国数以千计的力学和物理专门人才，许多学者都出自先生门下，和他身体力行这些原则是不无关系的。
我们今天纪念周培源教授100周年诞辰，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思想，把我们的教育事业搞得更好。
注:本文作者武际可系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1]林家翘:《一代宗师》，见文集《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第63～69页。
[2]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光明日报》 1972年10月6日。
[3]周培源:《访美有感》，《人民日报》 1981年4月2日。
[4]钱伟长:《忆旧事缅怀周老师》，见文集《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第6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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