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孜孜不倦

童傅同志：
        周培源先生是我的老师。周老家与我家又是几代世交，我们两家的往来，得从周老的父亲文伯公与我祖父童伯章的交往说起。我们两家是向乡，祖籍都是江苏宜兴芳桥，周老家住芳桥后村，我家住桥南河边，近在咫尺。清末，芳桥的读书人不多，文伯公常与祖父在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我祖父有8个子女，他就在家中开设学堂，教育我的父、叔、姑母等，周老也就来我家与父、叔们一起念书。因此，周老常说“我与你父亲是拖鼻涕朋友”，意即自小就在一起。当时，文伯公与祖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振兴社会、教学先行”，祖父在镇上创办了阳山小学，文伯公则在后村开办了后村小学。至今这两个小学还在，当然规模比当时就大多了。后来，祖父举家离开芳桥，到常州主持省五中（即现在的常州中学）工作19年，以后又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文伯公先后在宜兴、南京及上海等地从事实业。周老与我父叔们亦都外出读书，但是两家的往来始终未断。抗战初期，周老与我六叔父童致诚同住昆明，他们间时有往来，而文伯公则移居苏州，与我们家同住一城。记得当时，每隔个把月，父母亲就要带领我们前往周家，向文伯公请安。我与周老的接触是从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开始的。当时周老任北大教务长并兼数学力学系力学教研室主任，我在数力系力学专业就学。当时我才17岁，第一次远居北方，家母就托周老多加照顾。周老对我不 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在学习上亦精心指导。记得周老常说：“读书不能满足于读懂，而要能会用，才算掌握，力学尤其如此。” 
        这一教导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遵照周老的教导我在学校就比较重视做习题，喜欢上习题课，通过做习题不仅鉴别了自己对一些内容是真懂还是假懂，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许多解决问题的诀窍。50年代的北大都用苏联教材，它的优点是逻辑严密，系统性强，但它对灵活性和应用性则注意不够。当时周老就提醒我，读书不能偏，面可广一点，要博采众长。例如，当时他就介绍我读麦克米伦（Mc Millan）的理论力学、惠特克（Whittaker）的分析力学、汤姆森（Thomson）的流体力学。周老的指点使我跳出了苏联教材的束缚，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以后我也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这对我扩大知识面极有帮助。 
        北大到了三年级就要分专业，当时国内航空工业兴起，需要一定量的空气动力学人才，与此相应北大掀起了一股空气动力学热，分专业时同学们一轰而上，连读固体力学专业都要老师动员，经典力学则更无人问津。然而，我却喜欢经典力学，特别是分析力学，它推理严密，形式优美，应用广泛，大至宇宙，小到原子都有它用武之地。当时我母亲对此很不放心，总觉得我在钻牛角尖。可是，周老支持我，给我介绍经典力学的历史及应用前景。同时他还耐心地做我母亲的工作，要她放心。到了1956年夏天，周老跟我说“学力学单做习题是不够的，你现在已开始学专业课程了。你应该接触实际，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给我介绍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教授。他在天体力学方面，特别是小行星的轨道计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丰富。周老要我暑假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实习。这样，学期一结束我就奔赴南京到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虽昕过戴文赛先生教的普通天文课程，以后还参加过学校内外的一些天文科普活动，但仅限于一些理性知识，毫无感性认识。一上紫金山才真正进入了天文的世界。当时50多岁的张钰哲老师从观测到洗底片，从测量到演算，手把手地耐心教我，带我进入天文学研究的大门，设想到这竟成了我终身职业的开始，第二年春天，系里决定我做天文方面的毕业论文，选定张钰哲教授作为我的论文导师。很快张老给我选定了研究食变星轨道变化的研究方向。4月底，我匆匆地考完了所有的课程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做毕业论文。由于张老的精心指导，我完满地完成了题《几颗变周期食变星的研究》。该文在年底的《天文学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篇论文。以后我就被留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我就这样从北大进入了中科院。到天文台后，开始我跟张老做小行星及食变星方面的工作。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由于我是学力学的，天文台领导就让我在张老的指导下做人造卫星方面的工作。随着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一做就是几十年，研究人造卫星的运动理论竟然成了我这辈子主要的研究方向。1980年紫金山天文台组建理论天文研究室，台领导把我调到理论室工作，研究任务的变动要求我扩大研究面。当时，相对论天体物理已有一定的发展，但相对论在天体力学及天体测量方面的应用甚少。当时我想相对论主要是广义相对论在天体力学、天体测量领域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从此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学习及研究。我的相对论基础很差，只是在北大时旁昕过周老为物理系开的广义相对论大课。由于是旁听，我课后亦没有多花时间温习，未求甚解。现在开展理论天文研究工作，我就向周老请教，恰巧周老亦在70年代又重操起他中断了几十年的相对论研究。周老明知我的相对论水平比他低好几个数量级，但他每次见到我总是详细地向我介绍他的想法，以及他与他的研究生们的成果，并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遗憾的是多年来我未能配合他做什么事。倒是通过这些接触提供了我学习周老虚怀若谷的优良品德的机会，近年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我逐步开始接触科协、政协及民主党派的工作。周老又是我的领导及这方面的前辈。他从不以领导自居，而耐心地对我言传身教，给我帮助，给我启示，使我得益匪浅。他在任何境遇下都忠于党的事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讲民主，讲科学。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对革命前辈十分崇敬，记得我陪周老参观梅园新村，见到周总理的一件件遗物，听了讲解员说一段段动人事迹，周老激动得要流泪。事后每说起周恩来同志，他总是十分激动。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在3年困难时期宁肯家人浮肿，省下工资来收集书画。今天他将全部书画献给国家，并将政府给他的奖金全部拿出来设立奖学金。他将宜兴芳桥的家宅献出来做科普文化馆。前不久，文伯公当年在苏州郊区浒墅关有一房产要听候处理，托我转告他，他让我转告苏州市人民政府将房子捐给国家，真可谓两袖清风，别无他求。 
        我与周老下一代的接触要数同周老的与我年岁相差甚远的小女儿周如苹最多。这是因为我们时不时地会为科协的工作而碰面，我常因公或因私事来京之便登门看望周老夫妇时差不多也能见到她——她长期从旁照顾父母的生活。她自幼聪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能力强，工作有魄力，颇有男士风度。尽管时代对她不公，但她仍刻苦学习。她为了照顾父母的生活，放弃了各种良好机会，做出了极大的牺性。作为子女，在新潮汹涌的现代社会中已不可多得。除了工作、除了照顾父母，她还要花时间照顾她姐姐留下的子女，真是肩挑多副重担。但她性情开朗，生活得仍很偷快。老大周如枚虽与我同在北大上学，但她在西语系，我在数力系接触甚少。在学校她以热情大方、忠厚老诚闻名，在她身上看不到出身名门的矜夸，却集中了东方女子之美德。可惜她英年早逝。周老教书育人，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真可谓桃李满天下，遍布海内外。 
        注：本文作者童傅教授曾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科协副主席，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本文系童傅教授为祝贺周培源诞辰90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