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崇敬的周培源先生

于本源同志：
        我与周培源先生相识是“文革”当中的事。大概是1969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教师。一次周培源先生主持讨论一篇关于“相对论”问题的文章，涉及到了哲学，也叫我参加了。关于“相对论”问题的文章的背景，周培源先生给我介绍说，前一段有人给“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写了一个报告，陈述“理由”，要打倒“相对论”。 
        陈伯达以为抱了个“大西瓜”，组织人批判“相对论”。周培源先生叫几位物理学家参加了会议。会上周培源和王淦昌等物理学家提出，“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科学理论，不能打倒。于是不得不变成“相对论”问题的讨论。后来回想起来，不懂自然科学的陈伯达抓住物理学中的问题大做文章，是有其阴险目的的。那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搞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提出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想以此压制一切，打倒一切，为所欲为。有人提出打倒物理学上的“相对论”，正好为其所用。为此他们根本不管什么科学不科学，不管是否会在世界上给中国人丢脸，拿过来就要批判。在那个年代，科学家是不值钱的，只要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想打倒谁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气氛下，科学家敢于讲真话是冒很大风险的。周培源和王淦昌等同志敢于维护科学真理，实际上也是维护党对科学的态度和对林彪、“四人帮”反科学态度的批判，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我是学哲学的，自然科学知识有限，通过这次讨论，我对“相对论”发生了兴趣，周培源先生又很愿意收我这个学生，于是一下子我们就成了师生。我们商定，他每周用两个半天时间上课，开始在一间办公室，后来有时索性就在他的家里给我讲课。虽然只有我一个学生，但他非常认真，每次都是风雨无阻，按时进行。为了讲解相对论，他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从绝对坐标系到相对坐标系，到洛论兹坐标变换、麦克斯韦方程、光速不变原理、狭义相对论的推导过程，根据狭义相对论导出的质量和速度的关系，物体在高速运动中较之常规运动形体长短的变化和时间快慢的变化。他还给我补习微分、偏微分等高等数学知识，给我讲解狭义相对论产生的来龙去脉，讲解狭义相对论对认识高速运动规律和对高能物理学的意义，指出现代高能物理学上的重大成就正是在相对论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他还为我介绍了射电天文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知识。他讲起课来兴致勃勃，常常一讲就是半天，忘了休息。他讲课的那种热情，对下一代谆谆教导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我，使我钦佩。他为我讲课写的几十页稿纸，我住房虽经几次搬迁，但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几十页稿纸是十分珍贵的，它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体现着我们深厚的师生感情，体现着他对下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是对陈伯达等政治野心家妄图打倒相对论搞政治阴谋的一个批判。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以后周培源先生因外事活动多了，繁忙起来，但他没有忘掉我，把我介绍给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让我跟胡宁等老专家学习，让赵志泳等青年科学家帮助我。后来因哲学系招生开课我才回系。此后我们依然保持着美好的友谊。当时他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我单身住在24斋，经常到他家串门，他夫人王老师和女儿也都很热情，我们在一起聊天，谈各种事情。后来我调出了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也搬到了别的地方，来往少了，但仍有一些联系。 
        跟周培源先生学习的那段时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传达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一天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前几天周总理接见了美籍华人代表团时谈到了基础理论研究问题。周总理很重视这一问题，认为在重视应用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定也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周总理指示周培源先生让他回校传达这一精神，周总理说，谁挡道就把谁搬开。当时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谁要提基础理论研究谁就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研究方面的大帽子。北京大学在“四人帮”爪牙控制下，更是闹得乌烟痒气。周总理的指示无疑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当头一棒。传达这一指示是这一斗争的短兵相接。我担心他为此挨整。但周培源先生当时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共产党员要有党性，要坚持原则，不怕他们整，整又有什么了不起。如今事过多年，他的这些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他这种为党的科学事业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我深深敬仰。 
        周培源先生对朋友的热忱和协助党做好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也很使我感动。那时我已到现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内容是要我帮忙联系为上海一多年背"历史反革命家属"家庭平反的事。这家女主人是他家的朋友。周培源先生说，据女主人介绍，她丈夫是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死亡，但因找不到当时的证明，结果反成了历史反革命，家属成了反革命家属。现在这家母子二人没有工作，靠儿子为私人教钢琴维持生计，生活拮据。他得知此事后不顾80多岁的高龄为之四处查找，也到过高教部等机关查问，但毫无结果。他要我为他想些办法。在我为他想办法的时候，他又找了夏衍同志。结果经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查找，很快弄清了情况。原来这位同志叫尚仲衣，早年和夏衍等同志、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不幸牺性。于是很快落实了政策，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个冤案平反以后，周培源先生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看到他那兴奋的样子也感到十分高兴。 
        周培源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但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领导工作和中国科协主席职务，外事活动也很多，特别在"文革"中他常常是挨整的对象。然而他不论在政治风浪中，还是在繁忙的事务中，从来不失科学家的本色，争取时间抓紧科学研究。我们相识时，他已近70高龄，但每次到他家，不是他在看书，就是见他演算，而且更多的时间是演算。演算对我是个头疼的事，对他来说，好像是乐趣，兴趣非常浓厚。后来他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事情更多了，然而他80多岁时见到我还说，他现在有两件事，一个是政协开会，一个是带研究生。他告诉我，他还带好几名研究生，并且说，他们搞的一个项目还得了奖。周培源先生这种对晚辈的热忱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铭记在心，他永远是我崇敬的老师。 
        注：本文作者于本源同志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原载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