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和战友

于光远同志：
       不论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读书时，都有几位老师对我知识的长进、思想的提高，起了使我终身难忘的作用。最近我在《我的教育思想》中写到这一点。在所有的这些老师中，同我关系最深的，莫过于培源师。他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在建国前，我从解放区来到北平时也多次见到他。在建国后的40多年中，我们都积极参加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工作。我和他还多次一起出席国际会议，从事坚持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不仅是我的恩师，还是我的战友。因此在1992年他90寿辰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很想写这样一篇向他祝贺的文章。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坐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是培源师经过很郑重的考虑选定的。我很愿意在他的指导下写这篇论文，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学物理时的兴趣是研究万有引力理论。那时我在哲学书上学得了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到第二本质的思想，正在思考万有引力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我很愿意做广义相对论方面的题目。培源师提出这个题目的契机是，他从国外文献上得知有一位姓米勒（Miller）的物理学家在前不久重复麦克尔逊（Michelson）和摩尔利（Morley）在20年代证实狭义相对论的那个实验时得出，在顺“地球在太阳系中前进的方向”与顺“与之相垂直的方向”光速存在差异这样的结果。米勒认为他观察到的一种差异，超出误差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外。如果确实是那样，培源师就认为很值得注意，可以怀疑这是引力起作用的结果。在题目选定之前，培源师要我再研究一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和研究一下米勒的实验报告。在题目选定之后他要我自学黎曼（Riemann）几何，掌握研究这个问题的数学工具。我还查到在荷兰刊物上有两篇有关论文，于是就学了点荷兰文初步知识，了解了它们的内容，向培源师做了介绍。写论文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写论文的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在最后一个学年开始——即1935年暑期后不久就动手了。工作了不太长时间，我就遇到4 个未知数只有3个方程式这样的问题，因此需要提出一项物理学上的假设。这当然是一种很有意义然而比较困难的工作，因此也就需要经常到新南院培源师家研究。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结果。好几次谈话末了，我都记得他总是说一句“rather troublesome”作为结束。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日趋严峻，我也越来越不能安心学习。在“一二·九”游行后，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只得下决心放弃自己年想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理想，以全部精神投身革命事业，这样也就没有能在写论文上继续下大功夫。那篇论文虽然在培源师的指导下最后完成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对不起他精心指导的思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在清华求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还是差不多一个月去新南院一次。每次去，谈话的时间都很长，而周师母每次都下厨房留我这个学生用餐。在那段时间里，我同老师、师母谈话的话题很广泛，除关于论文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谈。而当时时事和清华校内同学从事的抗日活动，更是少不了的话题。他很关心同学们的斗争，特别关心物理系的同学，包括我、杨学诚等等。他是特别同情和关心我们的。 
        1936年，我大学毕业了，暑假后去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 按照当时清华教授工作4年可去国外访问一次的规定，他去普林斯顿( Princeton)找爱因斯坦进修。在1937年他回到北平时，我由于自己在广州组织的那个救亡团体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也回到了北平。那时我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培源师知道我在北平，就把我找到清华园，告诉我他指导我写的那篇论文，在普林斯顿时，给爱因斯坦看了，爱因斯坦看了还提了一些意见。培源师要我根据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改定后用他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发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准备找个时间再到清华园找他去详细了解爱因斯坦的意见和研究修改方案。可是没有过几天，卢沟桥炮声一响，我没有能再去找培源师。接着我在保定、太原、武汉、广州东奔西跑，许多年未再见到他，修改论文这件事只得搁下。这当然又是无可奈何的事。 
        培源师给我出的那个题目是他自己想研究的。直到80年代，他告诉我，国际物理学界在与这有关的问题上有些进展，他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正带了一些研究生在研究，他同我不止讲起一次，不过我对理论物理学早已荒疏，自知在这方面不但不能继续做什么工作，就是同他讨论一些问题也缺乏必要的知识了。
1949年初，我从河北平山来到北京，同培源师又见了面。那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始在中宣部的政治教育处和理论宣传处，后来到科学处，分工抓科学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这样我与培源师见面的机会就多了。1956年初我参加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工作，会后被周总理任命兼任国务院专家局的副局长。接着参加1956 - 1967年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我常有机会昕到培源师关于发展我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宝贵意见。他的意见很能代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并且发言总是很积极的，对于党和政府很有帮助。因此在参加起草有关这面工作的文件时，我常常引用他的发言。听了他许多次发言，使我感到他同党完全没有距离，完全符合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我关心他的入党问题，询问了一些同志，知道他已经参加了党。他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在党特别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那个时期最早参加党的人之一。我为党能够有培源师这样学术造诣很高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来，改进党的成分而高兴；也为培源师因此可以得到党组织更多的帮助，从而能更快地进步而高兴。从此之后，培源师和我在师生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党内同志的关系。我经常向他请教许多有关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事情。由于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物理系调整到北大，培源师也就转到北大任教，后来就长期担任副校长职务。以后他任校长时，又兼任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 
        由于培源师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地位，以及他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性，他自然而然地受到国内外科学界、教育界的尊重，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代表人物。1964年在全国科协发起下，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科学讨论会——“北京科学讨论会”。培源师是这个讨论会的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世界许多国家派了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家到会。尤其是日本，派了以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京。在开会第一天，毛泽东接见各国与会代表时，见到坂田就说：“你的那篇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指的是坂田昌一写的，翻译成中文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在接见北京科学讨论会代表的第二天（1964年8月24日），培源师和我正在科学会堂，毛泽东处打电话要我们两人就去中南海，说是毛主席要见我们。坐在汽车上，我们估计不会因为别的，多半是为了坂田的那篇文章。车子开到颐年堂，秘书把我们引进毛泽东的卧室。他正靠在床上，一见面就向我们表示歉意，说自己习惯于靠在床上工作。我们也看到床的内侧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床前是一张很大的桌子，桌上整整齐齐放着几叠文件。谈话前我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为了圾田的文章吧。”毛泽东说：“是的，我找你们就是为了谈谈这篇文章。”于是谈到正题。谈话时只有毛泽东和我们两个人。毛泽东的秘书在把我们引进卧室时给3个人各泡了一杯茶，然后就出去了。室内安静极了。谈话的时间很长，将近两个小时。那次谈话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这次谈话培源师做了笔记。我在整理这次记录时利用了培源师的笔记，在整理出来后也抄了一份给培源师。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不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培源师的笔记和我给他的整理后的记录他是否还能保存着。我整理的谈话记录我倒一直没有丢失。在“文革”开始前不久，一位负责我国经济工作的同志召开了一个经济工作领域中学习自然辩证法积极分子的会议。他知道毛泽东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谈话，向我要记录，我就抄了一份给他。结果在"文革"中由于这位负责同志被抄家，这份谈话记录也被抄走了，就传出去了，知道的人不少。但这次谈话一直没有进一步整理，作为毛泽东的著作发表。今年我应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要求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文中对这次谈话内容有所追述。 
        我在培源师指导下写毕业论文时已经对"自然辩证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在抗战前的上海、抗战后的延安、全国解放后的北京，我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后，我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培源师也支持这项工作。他积极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工作，在第一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后来成为这个研究会的荣誉理事。培源师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使得我和许多热心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同志得到很大的鼓舞。 
        “文革”后，培源师在任北大校长时期，在工作中也有一些苦恼，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北大燕南园。这使我想到当年我写大学毕业论文时去清华大学新南院的情景。我在燕南园培源师家，一坐就很久。在培源师、师母和我之间谈话的话题，比在新南院培源师家中还要广泛。除工作之外，也谈国家大事和教育界、科技界的事情。不过这时我的年龄已经大大超过他当年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时的年龄。当初青年学生的我，已年过花甲，冉冉老矣，但培源师的精力不但仍非常充沛，而且思想比以前更加开阔，看问题更为深邃，人也更加健谈了。 
        我同培源师有一段时间能够朝夕相处，那是两次一起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而且都是他担任团长，我担任代表团支部书记。这样的会一次是1960年11月27日到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帕格沃什会议，一次是1961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会议。 
        参加这样的会真是苦差事。那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但还要维持一个盟国的外表。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同西方国家斗争，可是这时苏联又常常想同西方妥协，而我们又反对他们那么做。这样的会议又常常要在会后发表一个什么声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对这样的文件负责，又不能在文件上出现违反我们立场的语言。因此既要做必要的妥协，又必须坚持原则立场。而且由于“外事工作授权有限”，许多事情都必须向国内请示。会议期间常常每天都要向国内发报。所以，这样的会议时间虽然不长，却搞得精神很疲劳。
第六届帕格沃什会议更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会议。 
        “帕格沃什”是加拿大一个渔村的名字。在罗素的支持下和在美国一个资本家伊顿的资助下，组织起一个由若干“有核的国家”的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裁减军备、争取和平的会议。因为这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伊顿的家乡"帕格沃什"的别墅举行，会议就取了这个名称。第一届会议，培源师就代表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第六届会议比起以前的会议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这届会议恰好是在肯尼迪刚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尚未就任，而会议的东道国苏联是赫鲁晓夫当政，特别想跟美国拉关系时举行的。这两大国都想利用这个高级科学家们集会的机会五相摸底，进行政治交易。因此苏美双方代表团的阵容都非常强大。苏方派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托普契夫任团长，许多著名的院士为团员，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后长期居留在英国、不久以前才返回苏联的低温物理学家贾比才。美方代表团学术水平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派了肯尼迪的重要智囊人物、以后担任总统安全顾问的罗斯托做“秘密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分量自然很高。我国也特别重视这届会议，组成了培源师为团长、我为团员兼支部书记，还有张维、冯宾符为团员的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外交部联合国处处长张宗安、外交学院的束思明、驻莫斯科使馆的刘君礼等，阵容也比较强。 
        这个会议的核心是美苏之间关于核裁军问题上的争论。苏方强调裁减核武器，强调裁减后各国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更好地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美国则强调有核武器国家要公开自己的核储备，并且允许他国对之进行监测，否则裁减军备是句空话。苏联对美方的反驳是：在裁减核武器还没有做出保证的情况下，互相增进核储备等监测，反而会剌激核军备扩张。总之双方都没有裁减核军备的诚意，都在用裁减核军备的“讨论”来为核军备竞赛打掩护。我们当然主张裁减核武器，但对于美苏间的这个争论，我们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同时核大国又反对在已有核国家之外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认为这会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对此我们的态度是:核战争的危险来自核大国，不应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我们的态度鲜明，立场严正，是真诚地为坚持世界和平在进行斗争。我国代表们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会议所争论的问题当然不会取得结果。当时还属于冷战时期和核竞赛时期，想对裁军能够有所推动，事实上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那就是在会议开幕之际，各国代表步入会场时，一个美国代表见到培源师的胸前佩有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标志，就伸手给培源师，说：“我是美国代表团的维斯纳（Wiesner），是肯尼迪的密友，我到莫斯科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探讨中美接触的可能性，请约一个时间。”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即到列宁山我国使馆，向廖承志请示（这时少奇同志正在莫斯科出席为准备发表《莫斯科声明》而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会议。廖是少奇同志的随员）。廖指示可以同美国人谈，但要在我们代表团的房间。我们心中也就有了底。可是当天晚上，我国代表团成员审阅会议发给会议参加者的论文时，发现正是这个维斯纳写的长达24页的论文中，有主张"美苏合作遏止好战的中国"的句子。美国其他代表的论文中有的也有类似的意思，于是就决定我代表团团长在第二天发言时予以驳斥。培源师当晚即直接以英文起草讲稿，第二天就在会上用英语发言。他的稿子写得很有分量，也很得体，第二天发言时也很有力量，语言流畅。会上，美方代表不时打断他的演讲，大叫"No! No!"可是他沉着地把话讲完。这一仗培源师获得全胜，我们庆贺他的成功。我也因为这次会议有培源师为团长，对代表团将不辱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使命这一条，有了充分的信心。 
        大概是因为这个维斯纳受到培源师的斥责，不再提出要同我代表团接触的事，我们也未去找他们。美方想探讨中美接触可能性这件事就没有进行。抽象地讲，那次如果我们与美方代表团进行了这种探讨，也许中美关系在乒乓外交前就会出现科学家的外交。上面说的这件事在乒乓外交前许多年，但是，从当时的整个国际和我国国内形势来看，那时还没有到中美关系可以发生大的转折的时候，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也没有这种精神准备。 
        那次会议的紧张程度，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出。由于不分昼夜地连续作战，大家看到培源师实在太疲劳了，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就提出让他在房间里睡两个钟头，再开代表团的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结果到要开会的时候，不论敲他的房间的门，打电话进去，或敲他的卫生间的墙，都得不到他的反应。而那天是星期天，这个会议代表集中居住的莫斯科"大都会饭店"的工作人员恰好把开门的钥匙带回家了，我们害怕他累倒，所以最后只好用凿子把门锁凿开。当房门被凿开时，他才仿佛听到了敲门的声音而醒来。这是一场虚惊。 
        对这次会议，我还记得许多有趣的细节，如果培源师和几个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可以写出很长的一篇生动的"纪实文学"。 
        这次会议以及世界科协的大会，使我深感培源师对出席这类国际会议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他能够坚持我国党和政府的立场，同时又能够灵活地运用策略。他在准备演讲和发言时很有效率，讲稿的内容清楚明了，坚强有力，而且能做到很有分寸。培源师的英语不论写和讲都很纯熟，在我接触的科学家中间，还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他为国际和平事业的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同他合作，感到十分愉快，长期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还有这样一种感想，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确是一个锻炼。我感到他参加这么多的会议是使他政治上迅速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他为坚持和平事业而出席的会议很多，我只是同他合作了两次，远远不能对他做出全面的和深刻的评价。但仅就我接触到的情况而言，我是感触很深的。我认为培源师在国际和平事业方面的操劳，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了解培源师这方面活动情况的同志最好能够把他们了解的情况详细地写出来，必要时一起进行回忆，最后编写成一本内容翔实丰富的书籍，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注：本文作者于光远同志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本文系于光远同志为祝贺周培源90寿辰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