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代 宗 师

林家翘同志：
　　今年是周培源先生90大寿。如玲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这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因为我一生中受周先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是周先生的学生，又与他相处多年，所以，他的事迹，我也知道得不少。守瀛和我对周夫人及其女儿们也相当熟识，但是，我并没有资格给周先生写传，因为我所知并不全面。然而我对周先生的为人精神是极为钦佩的。就从这点开始，做些零星的回忆吧。

周先生的精神及其贡献
　　我听到周先生的大名，是在入清华大学做学生那一年 (1933年)。而从他读书，则是在3年级时 (1935年)，到现在巳将近60年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60年，国际国内的大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本身，也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所能看到仍旧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不改变的是寻求真理的精神，说实话的原则。用中国一句古语来说，就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另一句有关的古语，就是 “楔而不舍，金石为开”。这两点精神，我想用来描述周先生，大概他也会同意的。
　　这些精神，表现在具体工作上，又如何呢?作为一个科学家，一方面有敬业的精神，“孜孜不倦”地研究，并以此作为后迸的模范;另一方面，以自己的知识经验，作为教学的基础，使得学术在社会上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二者都是周先生一直在继续努力拳拳以求的。最近几年他仍然在指导研究生，对于湍流理论及宇宙论，不断有新的看法。
　　再把眼光放远一些，另一方面，科学家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贡献，是决定政策，并参与行政工作，设法把这些政策实现出来。多年来，周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等职位，在这些工作上的贡献，也是极大的。甚至于在他己经从中国科协主席地位退居名誉主席地位以后，国外的科学家及代表团，到了中国还是去找他，因为己有很深厚的私交了。可见周先生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贡献的重要性。
　　很多人(包括有些年轻的科学家在内)对于科技决策及行政的重要性不能完全体会，以为科学家应该只是在实验室及图书馆中工作。其实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政策的决定，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近年来科学的发展，很多是集体性的工作，通称为“大科学”(Big Scienc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原子弹、雷达、火箭的发明，然后发展到氢弹、登月球、“计算机革命”，以至于新的天体物理的观测(不再限于光学仪器)、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发展，都是对决策者有挑战性的课题。如果不是有眼光广大而正确的科学家，做了正确的政策决定，整个科学便不会有如今日之发展。决策的正确与否，利害之间，差别是很大的。
　　国际学术界对周先生的贡献，也颇多表示景仰。只举少数的例子吧;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赠给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两次授予他“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周先生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席(9月3日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纪念日)是有一定的发言地位的。所以他代表科学家及一般的知识分子发言，有很大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是正直的，不是“人云亦云”，是完全符合科学家的求真理精神的，值得我们钦佩及效法。

回忆周先生与我的关系
　　上文己经提到，我认识周先生将近60年了。在这么长的期间内，我们的关系自然也不限于两人的关系。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外面的局势也有很大的改变。个人很少能影响大局，而个人肯定是受到大局的影响。守瀛总是对我说，我们这一辈人，就像是海滩上的细沙，大浪来了，指不定会被冲到哪里去。
回想起我和周先生的关系，大略可以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35-1940年。
　　第二个时期是1043-1947年。
　　第三个时期是1972年至现在。
　　第二个时期与第三个时期之间，有一个25年的空白，这是国际形势造成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我们才能够再见面。
　　第一个时期是我在国内做学生的时代。
　　第二个时期是我和周先生都在美国的时代。在这时期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发生，而美国起先还不十分重视，等到1941午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才对中国的战争，特别关注。有所谓“reverse lend lease”的行动，于是邀请中国科学家，到美国来参与工作，周先生就在这个局势下，于1943年携眷来美。1945年大战结束以后，自然而然地各归原位。可是周先生的工作一直到1946年底才结束，所以1947年初才携眷回国。
　　这里应当提一句:那时候中国学界人士在美国有家眷的人极少，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在东岸的剑桥(Cambridge)赵元任先生一家，在西岸的帕萨迪那(Pasadena)周先生一家了。
中国新政府在1949年成立以后，中美关系变得非常冷淡，我们那时都以为此生再也看不到祖国了。没想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两国关系又有新的发展，犹似 “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时候周先生己经70岁了，我自己也已经50多岁了。还记得我的56岁生日是在从北京到山西大寨访问前后过的。
　　中美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在此前后周先生屡次率代表团来美 (并受到过福特总统的接待)。周夫人和他们的女儿及外孙们也都来过。在这第三个时期内，守瀛和我，也同很多其他的人一样，多次回祖国探亲访问。下面也会稍微更仔细地谈一谈，在这里首先要提一句:我回国访问的安排，很多次都是通过周先生的安排，而且每次必见到他。所以我在这篇文章内，也把我访问时的一般回忆写了一些，虽然有时有些离题的话，希望读者谅解，因为我一则要想使读者更能体会当时的情况 (“气候”，二则更可以帮助了解我们二人之间的关系。

初期 (1935-1940年)的回忆
　　我第一次听周先生的课，是1935年秋季，那时候我是清华物理系3年级学生，同系同班生大约10名，但是，因为还有其他学生，所以听这门课的约有15-20人。周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起劲，说话也相当快，所以听课的学生，很受鼓舞。那时候的物理教学课本都是英文的 (第一本中文的大学普通物理教科书，是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我们在大一时用的，大约那时候才出版。)。所以我们大家听课，都必须记笔记，杂用中文和英文。因为那时候，多半的名词都没有标准的中文译名。每周都有习题，学生看笔记和习题就可以知道是否学懂了。教科书是很少有人仔细读的，我因为特别喜欢这一课，所以还读一读教科书，但是也觉得，从周先生讲课的笔记，也就可以学会了。力学课的同班生中，还有后来是北大数学系的名教授段学复。他比我高一级，但是因为他是数学系的，所以到4年级，才读物理系3年级的课。力学是必修课，因为希望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有些了解。后来我们两人，同届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的同一科目，即是数学(注重应用数学)。当时那个班的学生能力水平是相当高的。
　　但是好景不长，力学课并没有能好好地结束，因为学校发生抗日罢课风潮。那时候的青年，抗日情绪非常之高，“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就是这个学期发生的。汉密尔顿力学(Hamiltonian Mechanics)这最后一部分是我们自学的，所以我一直引为遗憾的，就是没有听到周先生讲汉密尔顿力学。
1937年战火爆发，清华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三校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接着在第二年春，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们到昆明那天是2月底，下了40年来第一次的小雪。我是以清华助教的资格随同学校迁移的，所以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听些研究院的课程。
　　在昆明时，我起初是在任之恭先生的无线电研究所工作，后来转从周先生学习流体力学，从王竹溪先生学习统计力学。王先生也是周先生的学生，刚从英国剑桥大学R?H?傅勒(R?H?Foler)门下回国。再后来我也跟他们做些研究，其实也只是学着做研究罢了，自己的贡献很有限，但是的确学了不少东西。在这期间，我又听了周先生的普通相对论(包括宇宙论)课程，还听了吴大猷先生讲量子力学。这些位教授，都是学有专长，所以我们做学生的，的确可以从他们那里得知理论物理学尖端的发展情况。
　　在我从师周先生研究湍流理论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那时候已考取留英公费生。委员会按照周先生的意思，要把我送到英国剑桥大学从师G?L?泰勒教授做(Statistical Theory of Turbulence)，所以我也被接受了。周先生又把我们的工作寄给泰勒教授，并告诉他那时候因为战事关系，国内大学的图书馆缺乏资料，结果泰勒回信说，愿意把他自己的那一份《英国皇家学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of London)赠给西南联大。
　　回想这一段时间，虽然只是短短的5年，我所得的教益却的确不少。主要是受周先生、任先生和王先生的指导。此外，我所不能忘怀的就是吴先生和孟昭英先生，周、任两家的私交也极好，所以我做学生的就更容易为人了。
　　后来因为局势关系--英国对德国宣战，我终于没有去英国剑桥，而是先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再从那里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从冯?卡门做研究生。这也是周先生精心安排的。那时候国际流体力学大师，首推上面提到的泰勒和冯?卡门二人(两人研究的着重点不完全相同)。此外，较年轻的还有希德尼?戈德斯坦，他在1938年出版的《Modem Developments in Fluid Dynamics》的确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尤其是关于湍流部分)，现在还有复印的平装本发行。那时候的昆明居然有一部(两册)，周先生就将此书交给我读，并保存，有空袭警报时也由我随身带到防空洞。那时师长对我这个学生的照顾的确是不遗余力的。
　　把我们从中国送到多伦多再转加州理工学院或美国其他学校，是中英庚款董事会听从专业教授的意见做出的。根据我个人的情况，周先生为我选中了加州理工学院。事实证明到多伦多也是不能再好的了，恰巧在那里有应用数学系，系主任J?L?辛(J?L?Synge)(后来被选为F?R?S?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指导我的工作。他正好在美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被邀讲演“HydrodynamicStability”(水动力学的稳定性)。后来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这一课题，事后我才知道冯?卡门手下的汉斯?李普曼正在做这个实验，由于起初是保密的，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方面的工作，只知道它是一个多年来很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应用数学问题，后来这方面的发展，还是很巨大的。

又在美国聚会 (1943-1947年)
　　1941年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随冯?卡门做研究。加州理工学院是周先生的母校，所以那时我仍然经常和周先生通信，以求得他的指导。正巧在我论文将写好的时候，周先生又和我在帕萨迪那见面了。这次周师母和她的3位千金 (都在10岁以下)也同时来了。周先生一家非常好客，所以给我们单身汉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温暖。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包括钱学森、傅承义、钱伟长、郭永怀等人--都常常在星期日到周家去。记得有一次大家都说，好久没听见中国小孩说中国话了，听到周先生的女儿讲话，真是轻脆好听。可见我们那时候怀乡的情绪。
　　这一段时间，我们初出茅庐做事，比当学生的时候要忙。周先生也有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并没有在学术上合作的机会，但一般的讨论对我还是很有益处。冯?卡门那时候也很忙，常常要离开学校去开会。周先生后来也接受了一项研究任务，是和哈佛大学的加里特?伯克霍夫教授合作的。后来他们两人的私交极好。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所有的人都要各奔前程了。我是这年11月离开帕萨迪那到布朗大学任教的。周先生那时候的工作还未结束，所以，到1946年中期才离开帕萨迪那。1947年初，周先生一家在剑桥暂住。我同守瀛新婚，那时就一同从普罗弗登(Providence)到剑桥去看他们。那时，周先生己决定回国，我也已决定接受MIT(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此次一别，就要等到25年以后再见面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
　　在尼克松总统1972午访华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朋友，都以为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祖国了。所以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好几家“华侨”都积极地想回国一行。这个愿望，终于在不久以后，在任之恭先生的领导下实现了。这是我在1947年同周先生分手以后第一次再会面，这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大变化。我们的情感，用两句旧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描写恐怕是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了。
　　然而中美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不很快。一直到1979年卡特总统任内，中美才正式建交。起初一段时间，只可以说是两国关系在逐渐“正常化”。这时期内，双方除了政府方面有许多外交活动，也还有不少民间组织，做些促进正常化的工作。而我在此特别要提出的就是“H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个委员会，除了做出很多工作来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外，也同时促进两国人民间的一般性的了解，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这些工作还在进行。而交流协议的签字，就是周培源先生经手的。
　　1978年底，就开始有第一批“访问学者”来到美国。“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这个名词，也是周先生建议定下来的。1979年初，中美就正式建交了。两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自然也就逐渐有许多学生，遵循正常的轨道来美求学。更有些特殊的措施，来促进这些过程，例如，李政道先生与美国物理学会及各大学所接洽的招收物理学生的办法，王宽诚基金会的资助计划。因为那时两国间的互相了解，实在有很大的局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隔阂程度，差不多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1972年以后，我曾经多次(有8-9次吧)返回祖国，探亲访问，并与国内的科学工作者合作。每次我都到周家去拜见周先生和师母。再加上他们到美国来访问，所以可以说是常常见面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北京大学成立90周年)，那年我还倡议在北大设一个周培源先生奖学金(学校性的，因为他多年做北大校长)，并捐了一小笔款项，作为开始(捐款具体办法，是按照丁石孙校长的指示)。在纪念会上，也由丁校长宣布了(当时自然还宣布有其他类似的捐款)。周先生并做了一个很谦虚的答辞，但此后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长途旅行，己有3年没有看见老师和师母了，只从他们的女儿如玲处，得知他们一些近况。现在希望1992年能回祖国一行，去庆贺他的90大寿。
　　那次在北京时，我还与3位校长周老、张龙翔和丁石孙合照过像。但很遗憾，并没有收到过这些照片。奖学金事，也不知下文如何(注:林家翘先生的捐款后己转到周培源基金会，为北京大学建立科学基金以资助奖励科研项目)，这两件事，我心中还是常常想念的。
　　因为周先生在学术交流工作上，做了极大的贡献，而我每次回祖国都见到他，并且几乎每次的访问，都是通过他安排的，所以我下面的回忆中，也提些一般情况，使读者可以多一些了解。

文化交流
　　自从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开始以后，周先生又来了美国多次，其中有3次(1980年、1985午、1987年)是“携眷”的。1980年，他作为MIT校长杰罗姆?维斯纳的客人做为期约两个月的访问，住在东门的访问教授的招待所。我记得那年美国国庆日，我们到他的住处去看焰火，因为他住的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又正对波士顿，很得地利。
　　周先生为文化交流来美，一方面是率领代表团来接洽方案，另一方面是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此外，还有一个讨论国际和平的组织，叫做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周先生在1957年就参加过在加拿大召开的帕格沃什会议，后来也因这个会议出国数次。维斯纳校长也是这个会议的主要成员，所以他们两人的交往也就比较多。但是，周先生即使是为这个会议出国的，也总要做一次学术讲演。他的研究兴趣是两个长期末解决的课题:湍流和宇宙论，所以总有新的看法可讲。
　　在美国见到周先生多次，其中谈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术交流的情况。我在学术交流开始的初期，又曾经在美方的参议员会中参加一点工作(主要是美国派学生去中国的事情)，所以对于交流情况，也比较注意。而且那时候我这里还有两位访问学者岳曾元和黄永念，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更多了。那时有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入境从俗”。因为双方的情况相差太远，而且有语言的隔阂，所以有些访问学者，不易适应。记得有一次周先生从加州伯克利(Berkeley)大学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就表示对于在伯克利的某些访问学者有些失望。因为他们到了学校以后，不能藉此对于他们所学的科目，有一般性的了解，连本校的情况都不清楚，而只是专心一意地做自己的课题。其实这个问题自然是并不容易解决的，但由此可以看到，周先生做事，目的明确，而且总是从大处着眼的。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正常情况了，自然这类民间交往，仍然难免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开始时的困难，幸亏有周先生及其他老一辈的留学生参加意见，所以还好办一些，但是在派遣第一批出国人员的时候，国内意见仍不一致。有人想多派大学本科生，几经讨论，才决定主要是先派访问学者与研究生。还有一件方便的事，是中国与加拿大建交较早，所以可以到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记得1980年，周先生率团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pplied Mechanics)就是一例。那年我也从美国去参加，见到几位国内来的学者，其中有几位，后来在美国或加拿大定居了。
　　周先生对于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少是以主人身份做的，因为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所以他会见了很多国外来访的学者。一些国际会议他都参加，尤其是学科与他的事业有关的更是积极参与。例如在北京开的亚洲流体力学大会(林同骤召集的)，此会我也去参加了，其中以湍流为主题之一。所以英国的乔治?巴切勒(周先生的老朋友)、日本的谷(Tani)、佐藤(Sato)等等，也都参加了，可谓人才济济一堂。

我自己回访祖国的回忆(中美建交前)
　　前面己经说过了，自1972年以来，多次是在我自己回祖国访问的时候与周先生见面的。现在把这些经历简单地写一些在下面，这一节只限于1979年建交以前的一段时期。初次回到祖国我自19抑年出国，一直到32午后，才首次回访祖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我们在任之恭先生的领导下，于1972午6月底7月初，先在上海聚齐，然后飞到北京。欢迎的人，有各家的亲戚朋友，长列一排，比我们回国的27人多了好几倍。这是我25年来第一次再和周先生、周师母及他们的4个女儿会面，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这次回访的高峰，自然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那次周先生亦是主要的参加者，但是还有不少其他的师友和各家的亲戚。周总理不时地提到北大校长周培源，并要他说话。这对于我们自然是莫大的安慰，因为周总理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传奇人物。我们在外面所听到的国内情况、消息，实在令我们无从知道国内学术界人士处于何等地位。
　　我们那次参观游览的范围自然极广。在此我只谈北大老人。周先生那时住在燕南园，房内仍然挂着字画。这与我们在外面所听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印象很不相同。谈起当年我在清华做学生时的师长、同学，仍记忆犹新，但是那是35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只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学术界的人士，多半都很吃苦，但详情却是几年以后才慢慢了解的。总的说来，这一次总算把长期断掉的关系又恢复了。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楼房多了，柏油路多了，百货公司的国货多了。这几句话，恐怕现在年轻一辈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文化交流逐渐开始
　　以后我同周先生每隔一两年就会面一次。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赠与我一个名誉博土学位，我就藉此通过周先生的联系，到北京一行，做了一些学术活动，那时候这种访问还是很少的。1976年我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讲一课密度波理论，是由副院长钱三强(清华8级同学)安排的，但是想必周先生也在幕后策划。那次守漏和我一共在国内停留了3个月，但是经过国内接待的工作人员精心的安排，一切倒还很顺利。我们也到了西北，在乌鲁木齐见到守漏的妹妹和妹夫，到了东北，见了我的妹妹、妹夫和弟弟、弟妇。对我来讲，那年最不幸的就是:不久以后唐山大地震，四弟平基夫妇不幸遇难。但是在学术方面的工作，还是成功的。我们在《中国科学》中发表了一篇短文(以现在北京天文台台长李启斌领头)，现在看来，那篇文章还是有意义的。由此可见，我们当年的师友，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能把国内的学术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上，这真是不容易。周先生自然是一个代表人物。

科学的春天(1978年)
　　在我多次回祖国做学术访问的经验中，最使我感觉兴奋的，就是中国物理学会近年来的第一次大会。开会地点在庐山，江西省政府做主人，周先生主持会议。我在这次会中，遇到许多从前的师长、同学、或知名而未曾会面的物理学家。庐山是有名的消暑胜地，与平常想像不同的是，那几天"不见庐山真面盯这一句话完全不适用，虽然有时有些细雨，但却没有雾。
　　我在这次会议中，的确感受到。科学的春天"这一词的精神。那年，我先在北京见过周先生后，就一同到江西去开会，杨振宁夫妇也在。因为我们两对夫妇是从国外来的，所以东道主招待得也特为周到，我们二人也各做了一个专题报告。
　　我这次的印象，就是国内的科学家，那时的确非常高兴。觉得政府的政策改过来了，因此满有信心。举一个例吧，记得我同张文裕先生谈起实验中所需要的强磁场，他就胸有成竹地告诉我，将要如何处理种种问题。的确是一场喜气洋洋的大会。再有，记忆中的一两件小事也可以帮助我们追忆当时的欢乐情绪。
　　周先生那次也是带了家人去的，周师母自然在，而且好像还有外孙。杨振宁的妹妹也在，有一次，她坐在一个万丈危崖旁边照一张像，把他们的陪同，吓得不敢看。另一件小事，是他们派了一位18岁左右的女郎来搀扶守溉(她那时大约彷岁)，守漏自然婉辞了，这位女郎第二天就没有来了。春天之后是夏天、秋天、冬天，再回到春天。欢乐的情绪之后，是安心努力工作，这些部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了。1977年大学招生恢复了，我们在美国看见许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做各种不同的努力。这正是周先生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在华盛顿签署的美
中学术交流计划的结果。

正常的关系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从1972年起经过很多人多层次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1月正式建交了。那天卡特总统在总统府玫瑰花园(Rose伤讨en)当众宣布时，我也是在场的一名群众。在我们后面远远的地方，还有另一大批高举大型标语表示反对的人。现在回头看来，这不过是国际政治波涛中的自然的小点缀而已，但当时的确还是有其影响的。中美文化交流初期，步伐迈得相当慢，与此不无关系。
　　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己经互相来往，到美国和加拿大来定居的、探亲的，已经是常见的现象了。自然政治的波澜，是历史上的正常现象，永远会不断发生的。记得2-3年前，在《纽约时报星期刊》(NewYorkTimesMagazine)上看到一篇文章叫做《历史的结束》(Theendofhistory)，然而后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历史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有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1979年不仅是中美建交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政府成立30周年。那年我与周先生还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的晚宴上同桌。那一桌是招待国外科学界的，还有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主席。他是一位化学家，只是名字不记得了。谈起来知道他在剑桥大学做教授时，是我的同级异系同学黄新民的导师，他还向我问起黄君的情况呢。
　　那天上午还有一个茶点招待会。在开会时，国外华侨与国内的主人相间坐着。所以座位的名片，一位是某某同志，旁边就挨着某某先生(或女眪)。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的讲话中"急不得"三字。他还说如果急了，乱了步伐，就不好收拾了。我深深体会此意，因为在文化交流工作这种民间活动中，都是急不得的。我自己有些经验，第一，从尼克松总统1972午访华，就足足经过7年才建交。建交以后，我在文化交流委员会也参与了一点极小的工作，就发现很多阻碍。例如建交以后，有一次在MIT的毕业生名单中，居然出现某某学生籍贯是Shanhai,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上海)字样，而此人明明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这个事情，自然引起一个小小的风波，大使馆也出面了，但是也经过一个学期才得到改正。

我对于周先生家庭的一点印象
　　我在这里简单地写一点我对于周先生家庭的印象，也可以让读者对周先生了解得更全面一些。周师母是我做学生时就见过的。那时自然所知无几，但总觉得她从容自在、和蔼可亲，出身必是中国"大家闺秀"。到了1943午在帕萨迪那见面以后，才比较更熟识了，前面已经说过。周家在帕萨迪那时对于我们这些单身汉，给了极大的家庭温暖感。
　　周先生说过他家中是非常"民主"的，我们看到的也确是如此。有时他自己的意见与家中人不同时，就要笑着说"阴盛阳衰"。所有事情都是大家讨论的。记得如玲有一次亲眼看见许多特异功能的实验，但是周先生却不相信，于是二人便辩论不休。
　　周先生夫妇，共有4位小姐:如枚、如雁、如玲及如苹。早在1943午，我就在帕萨迪那见到3位，如苹是我回祖国访问后才见到的。在帕萨迪那时，如枚和如雁已经10岁左右，所以我对她们的印象较深，记得她们都很活泼尤其是如枚。还记得他们一家回国以前，守漏和我同周家一起到Cape Cod去过一次，那时如枚和如雁都是十几岁的大姑娘了。等到25年后再见到她们时，自然都是成人了。如枚在交通部做事，有一次跟随部中的代表团来美访问，还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此外我们回国访问也常在周家见面。如枚是最活跃的，但不幸于1981年因患癌症早逝，大家都很伤心。如雁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那里中国人很多(比我19幼年在那里读书时要多好几倍了)，所以生活应当会比较舒畅。如苹现在中国科协工作，已是很负责任的处长了。如玲近年来与我们的交往最多，因为她在美国定居了。但是大家都很忙，电话上的联系比见面多得多。有两次和如玲见面，是在周先生和夫人访美的时候(1980年、1985年)。1980年周家住在MIT的招待所，那是最长一次的会面，而且那时候中美之间的来往还有些新奇的意味。周家1987年来美，周师母到了纽约，没有到剑桥，但这次有一件小事，对守漏和我印象极深。我们住在哈佛广场(比m讨Square)附近，周家从纽约开车到剑桥打电话找我们，要我们在电话中把我们的住处告诉他们，然后由如玲开车过来，我们那时很担心他们会迷路，但是他们不久就到了。如玲说一路转弯抹角，都是由她爸爸指挥。哈佛广场附近的路非常复杂，我们真没有想到，周先生那么大年纪，还能很熟悉地记得如何在此行车。

结语
　　周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也正是中国科学从一个落后地位迸人现代化的时代。在这几十年内，国家政局、国际政局也有无穷的大大小小的变化。然而他始终如一地守着科学家的立场，求真、凭良心、说实话，并做出极重要的贡献。我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受益极大。
以上所述不是替他写小传，而是我与周先生的关系的回忆。其中偶尔有一些回忆，并不是直接与他的来往，而是反映当时的一般情况。这些文不对题的地方，要请读者原谅。但是我深深感到所有个人的情感及行动，郡无法脱离历史性的大环境而独立，也就觉得应当把当时的情况写下一点。从历史的观点，周先生的所作所为，的确值得任何科学工作者景仰!
（注:本文作者林家翘先生系国际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本文系林家翘先生为祝贺周培源90辰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学巨匠师表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