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同志:
周先生是我父亲杨武之1925年前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1929年10月初我7岁的时候,母亲带我自上海乘火车去北平。周先生那年自欧洲回国,也坐那班火车去北平。父亲托了他照顾我们母子二人。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先生,己经是的多年前的事了。抗战期间我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了4年大学、两年研究院。前后念过周先生教的3门课:二年级的力学、四年级的流体力学和研究院一年级广义相对论。记得联大物理系教授中研究生最多的两位是周先生和吴大献先生。和我同时的物理系研究生当中就有两位跟周先生做论文:张守廉和黄授书。1945年我离开昆明来美国以后,只在芝加哥见过周先生一次,好像是在1947年。朝鲜战争开始后,中美关系断绝,只断断续续听到关于周先生的消息。
1971年7月我首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探亲、访问。7月28日晚吴有训先生和夫人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我。周先生和许多老师、同学都在座。那时中美两国仍处于敌对状态,我在一个既陌生又熟识的古都里,一下子看见了许多多年未通音信的师友,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1972年夏天,我第二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总理于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请我吃饭,周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二次和周总理长谈。我建议中国对基础科研工作多注意,因为当时在"文革"风影响之下基础科研已实际上停顿了。后来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决定把基础科研水平提高。7月14日周总理会见任之恭、林家翘等人组成的访问团时,提到了我的意见和毛主席的评语,并且要周先生去策划提高科研水平的办法。
1972年10月6日周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才知道为了这篇文章周先生曾遭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围攻,以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快快落实。关于周先生这一段经过,在1977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曾有详细报道。1977年夏,中国物理学会在黄山开会,周先生和我都去参加了。8月4日下午略闲,周先生和我自温泉宾馆(海拔630米)出发登山。周先生以75岁的高龄,坚持要登上玉屏楼(即文殊院,海拔1680米)。同行的人都为他身体担心,但是他后劲很大,经过5个半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途中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照片。
那一次是"四人帮"倒台后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在黄山和许多物理学家谈了许多。我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段话:"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注:本文系杨振宁先生为祝贺周培源90辰而作,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扶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巨匠师表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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