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培源老师几件事——以志应向老师学的精神

钱三强同志：(一)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 1932 - 1936年)，物理系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教师队伍比较强.并且每位教授不单教课并且还进行研究工作，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到四年级时( 1935年)除了少量课以外，学生都努力做毕业论文，它的水平大致与现在硕上论文相当。我们班10人，多数是做实验物理的，只有郁钟正(现在改用“于光远”名)是学理论物理的，他的导师就是周培源先生，做的论文是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问题。周先生到清华后，指导过王竹溪、张宗燧、彭桓武、林家翘等做过研究工作，他是我国理论物理与力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1946年夏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基本粒子会议上，我见到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来参加会议的我国的物理界人士：周培源、吴大猷、彭桓武、胡宁、胡济民、梅镇岳等。在那个会上，何泽慧(注：钱三强先生夫人，著名核物理学家)应邀作在德国波特教授实验室进行的《正电子与负电子弹性碰撞》的实验报告。周先生希望我回国到清华任教并开展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久清华就汇来回国旅费。紧接着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到巴黎参加联合同教科文会议，提出要我和泽慧到北平研究院工作。1948年夏.我们完成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工作后，回国到北平。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不久，我很快被派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即参加科学院的筹备工作。清华大学原来是想自己建立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的。解放后清华大学思想进步的校务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先生坚决支持全国先成立中国科学院的核科学中心，校务主任委员叶企孙和另一位副主任委员吴晗也同意这个意见，因而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师、研究生:彭桓武(教授兼任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金建中、李德平、黄祖洽、陆祖荫等都集中到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周先生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时期，促成清华、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的合作。这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解放初期是难能可贵的，对我国较快地发展核科学起了促进作用。

钱三强同志：(二)
        解放后，中国物理学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周先生被选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施汝为担任秘书长。除按期召开常委会外，日常工作经常由周先生和我一同到施汝为家中商定。当时原子核物理、原子物理与分子物理之间，提高与普及之间，基础与应用之间，研究所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这个班子一直维持到1982年，施汝为后来被选为常务副理事长。由于周先生德高望重，物理学界的团结是比较好的，业务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钱三强同志：(三)
        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国内的粒子物理工作屈指可数，研究工作主要是沿着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方向进行的。毛泽东主席1955年l月15日在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子、质子、 电子也是可分的观点。1965年《红旗》杂志刊载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这鼓励了一些国内粒子物理理论研究人员去学习方法论，并用之于分析粒子物理实验结果和探讨粒子物理理论发展。他们(主要是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大学、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协作攻关，每周碰头，分工研究。经过9个月的努力，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为什么要将组成强子的成份称为“层子”，是想强调这样的观点:即层子也不过是物质结构的无限层次中一个层次而已。工作的成果曾经在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上报告过。周培源先生那时是以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身份主持暑期讨论会的。从1971年开始，杨振宁教授多次来华讲学，对于国内开展规范场的研究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1972年开始，李政道教授也多次来华讲学，对于国内开展孤粒子与口袋模型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周先生在北京大学接待了他们，并主持了他们的报告会。 

钱三强同志：(四) 
        1976年秋一个夜晚，周先生和夫人王蒂澂突然来访，周先生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些日子真苦闷，心里有话不能说。”周师母说：“你这位老师快憋死了，今晚一定要我陪他到这儿来，现在只有和你这样的老朋友还能说几句话。”周老说了下面一系列的话：“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们(指造反派)却要立竿见影，要做出东西能跳能叫的，如果都这样要求，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爱因斯坦，不可能有玻尔了。有的同志一气之下干脆放弃了理论研究，参加手工操作去了，这等于放弃了基础。50年代周总理领导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时说，要结合实际，但也要有打基础的科学。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到理论物理学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什么1964年我们的原子弹能够上天，我们的氢弹能够那么快的爆炸?如果建国初期我们不建立理论物理组，没有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这些有才华的科学家埋头苦干，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1962年广州会议，周总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可看出他的卓识远见。有了总理和聂荣臻元州的领导，才能把今天和明天结合起来呀!有一次总理很客气地找我说：'周老我来将你一军，有人不重视理论物理，你能不能写一篇文章，讲讲理论物理的重要性。'我找了几位党员又有理论物理修养的，进行多次讨论，写出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公认是有水平的。现在也要批，他们是想陷害总理呀!我们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活。我70多了，你也60多了，我们总不能说瞎话呀。” 
        彭桓武是周老的好学生。周老说：“1947年他去云南大学教书，那是熊庆来校长请他，尊重他。1949年他来北京，因为你了解他，尊重他。这些年，他工作得十分出色，许多人都佩服他，称他是个奇才，解决数学难题的本领也很强，与同事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这次运动也冲击了他，这样搞下去，对谁有好处!”最后周老说：“物极必反，现在作恶已经到头了。总有一天党的正确领导会树立起来的。”一个星期以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突然传来，我高兴得老泪满面，跨上自行车，来敲周先生的门，周老几乎跳起来迎接我：“这场恶梦总算过去了!”王蒂澂师母说：“你看你这位老师前几天那个样，今天是这个样，简直发疯了!”周老和我互祝保重，还想再为祖国做些工作。 
        阻碍国内科学发展的障碍终于被拔除，在中国物理学会领导下，在黄山、庐山、桂林召开大会和座谈会，讨论粒子物理理论，周先生在这里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李政道、杨振宁两教授支持下，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发起于1980年1月在广东从化召开“广州理论粒子物理会议”。到会的有海外华裔粒子物理理论学家(包括港澳) 50余人，共撰写论文40余篇。国内研究所与各大学的研究人员约百余人，共撰写论文80余篇。周培源先生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名义致开幕词，提出会议主要目的是交流理论粒子物理的新成果，包括强子结构与强相互作用现象，规范场论与量子色动力学，大统一理论和重力、宇宙学等。希望海内外学者共同提高，促使中国理论粒物理水平提高。在会议过程中有朱洪元代表胡宁、何祚麻、戴元本等39人的集体报告《层子模型的回顾》，李政道的《量子色动力学与强子口袋模型》，彭桓武的《衰减中的谐振子的量子力学的处理》，吴大俊的《量子场论与统计物理》，李华钟等人的《关于古典规范场论若干研究》，颜东茂的《新粒子》，姚若鹏的《因子化与重正化群》，周光召的《论封闭时间路程格林函数方法》，华家熙的《强子唯象学》，陈匡武的《带颜色的化学与强子软过程》，徐一鸿的《重子数的不守恒》，杨振宁与邹祖德的《强子碰撞的几何模型》，章义朋的《大统一理论的总结》，何祚麻与阮图南的《复合粒子的量子场论》等。除理论工作外，丁肇中小组的代表还报告了《高能正负电子对碰撞束流的物理》，霍安样做了《宇窗线高能现象的研究》的报告等。会议的第一天李政道教授登上主席台说：“对国内现在的发展，感到高兴和骄傲。国内是主流，海外仅是一个支流……”会议刚开一半，杨振宁教授很动感情地说：“初唐时期，在南昌曾有一次盛会，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使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描写当时中国的潜力……，我希望这次会议能为发掘这无比潜力做出少许贡献。”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原子能研究所，还到西安、上海、桂林等地参观，一路上写诗，对对子，在中国对外交流史上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到北京后，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与宴请，李、杨分别坐在小平同志两侧。李、杨认为国内的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与美国研究的夸克模型很类似。小平同志问：“我们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怎么样，他们的水平、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如何，希望昕昕你们实事求是的评价。"杨教授说"国内有一批40多岁的科学家，他们能力很强。”这时小平同志要亲自见见这批中青年科学家，当介绍到49岁的周光召时，我介绍他是我国新一代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时，李政道立即接着说"他不仅是在他这一行业中的国内佼佼者，在我们所从事的行业中——在粒子物理的领域内他也是佼佼者。" 
        小平同志感到欣喜与兴奋，举杯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敬你们一杯酒!预祝你们继续攀登高峰，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广州会议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久小平同志提出更加鼓舞人心的号召：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制订实施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以后的事实证实，小平同志的预言在一步步地实现。
        1991年11月25日，我突然接到周老和王蒂澂师母合赠给的一本画册《周培源王蒂澂收藏古代书画选》。这是他们两位合作所做出的对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贡献。 
        周老是物理学家，王蒂澂是教育家。在他们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夫妇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利用我们工资所余，收集了一部分失散在民间的古代书画，并于1988年将145件藏品捐赠给无锡博物馆，愿其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书画爱好者欣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书画选》便是从145件藏品中挑选出更高水平的75件精品。 
        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化艺术鉴赏家赵朴初先生在《序》中写道：“周培源教授、王蒂澂女士鉴藏古书画是从本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他们于科研、教学等公务之暇，雅好祖国书法、绘画艺术。贤伉俪黾勉同心，完全依靠自己的束惰所入和法眼鉴识，从流散在社会上的真赝古书画中，甄别拣选、披沙拣金、日积月累，庋藏了一大批精灌的古代书法绘画艺术品。伉俪之间的品评探讨，朋友同好的参详决疑，成为他们业余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女儿周如苹在《写在前面的话》中写道：“父亲、母亲收集这些古代书画，全部是靠他们自己的工资收入。其实按他们当时的收入，生活可以安排得相当舒适，但他们一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3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为了省下钱来收集古代书画，始终不肯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食品，以致于成为当时北大、清华唯一由于缺乏营养而患浮肿病的教授夫人。” 
        怎样评价他们两位老人在艺术收藏上的贡献?赵朴初先生写道：“两位先生的藏品，仅从目录上看，已觉宝光熠熠，满目生辉。作品的时代包括元、明、清三代，尤以明清时期的书法名画为主，可以说，几乎包括了明清时期所有主要的书法、绘画流派及其代表作家的真迹。如浙派、吴门画派、清四高僧、清四王的作品，在藏画中都应有尽有。几位大书法家如祝允明、徐文长、董其昌、王铎、傅青主、邓石如的书作，流光溢彩，各极其致。其中，明代大书法家祝允明为大画家陈道复写的《草书唐宋词卷》，黄道周在南昌被捕时写的家书字幅，清代肖像画名家禹之鼎的《王原祁肖像图》，高凤翰右手致残前画的《草堂艺菊图》等，并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藏品中有不少是传世很少的名家之作。如明初画家徐贲(幼文)的《峰下醉吟图》，干笔淡墨，自然厚重，风格源出于董源，并吸收黄公望、王蒙笔意，为其代表作。徐贲画传世绝少，此件极为难得。天全翁徐有贞，为明代”吴门书派“的前辈，祝允明幼从其学，卓然成家。他的《草书词翰卷》凡90余行，近500余字，洋洋洒洒，龙飞凤舞，骨力嶙峋，风神潇洒，别有新意。徐氏书作，传世不过3~4件，且字体不多，难以反映其书体艺术全貌。此卷书体丰富，乃其卒前一年所书的力作。仅此两例，已足以看出周、王两位先生高超的审美情趣和独具慧眼的鉴定水平。” 
        许多著名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包括他们的好友张奚若、邓以蜇(邓石如曾孙、北大教授)等人经常去他家里鉴赏。在鉴定他们所捐赠的这批古书画的过程中，许多著名书画鉴定家称赞说：“这是国内一处尚未被发现的古代书画艺术宝藏!” 
        周培源教授是我从事物理学学习的老师。但是在我看到这一《书画选》以后，深感周老在“爱护国家文物、艺术归于人民”的问题上，就又是我的老师。我一直认为周老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二是积极捍卫世界和平事业，是我国少有的和平老人。但是，当我看到了这一《书画选》以后，深感周老和王蒂澂师母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艺术归于人民”，而这是节衣缩食结出的硕果。 
        注：本文作者钱三强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现已去世。本文系钱三强先生生前为祝贺周培源诞辰9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原载1992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